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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华日报》，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1—1032页。
③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④ 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30页。
⑤ 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3页；涉及四川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29页。
① 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1030页 （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② 参看1932年6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 月），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8页）。
③ 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识别出来的六个特点中的三个：吕西安·比昂 科：《农民与革命：中国，1919—1949年》，《外交政策》，第2期（1968年）， 第124—129页。
① 乔启明在1925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15个犯人，其中5个 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30元，乔启明： 《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引自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109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1页。
③ 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 究杂志》，第 40卷第 2期（1981年 2月），第 311页。
① 《新无锡》，1932年6月4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5页。
② 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卷第4期（1937年7月），第125 页。
③ 同上，第131页。
④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6页。
⑤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17页和《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1934年 7月16日），第110页。
① 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 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18世纪 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拉尔：《拉丁美洲的 农民运动》，载第13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 告》，第82—83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1937 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 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① 我从分析17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 说法：“在敌人、抢掠的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 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民》，第84－85页）。关 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215—218页（和 第222—224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 者，1845—1945年》，第5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② 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 国）》。
① 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 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 47页。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1926—1927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①正当中国共产党准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材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1926—1927年湖南农民的行动（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②随后，1927年秋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①1928年3月，20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②再后一些（ 1928年 8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章老家。③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20年后，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领导的。④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1922年创建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这时毛泽东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根。但是共产主义者发动海陆丰农民所面临的困难预示着他们以后还将继续碰到这些困难。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预示着以后从江西到陕北他们将继续完善这些方法。为了把海陆丰的尝试与随后20年的“农民”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这第一次的实验，它有10个显著的（中国式的）特点。
1。最初的怀疑。彭湃最初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它显示出把村民与革命家隔开的一条鸿沟——农民们十分正确地把他看成上层社会的一员。①家家户户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狗对着这个闯入者狂吠，而村民们惊恐地离去。他们怀疑这个从城里来的衣冠楚楚的先生是来收税的，或是来讨债的。当彭湃回答，现在是地主向受剥削的佃户还债的时候了，开始没有人相信（“不欠别人什么已经够好的了；怎么可能有人欠我什么呢？”）接着向他提问的人表现出惊恐，匆匆辩解了一下就离去了。村民们根据长期的经验，对这个陌生人最初的反应是害怕和怀疑。这个陌生人正在力劝农民们把自己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这完全不起作用——仿佛命运并不只此一次就定下来谁应种田，谁来收租！如果彭建议的事不可能实现，他准是疯了，事实上他的家庭散布的谣言就是这么说的，而许多农民也相信。
2。适应和实际利益。彭很快适应了这种形势。②在开始对农民演讲之前他换了装束和说话方式，通过一个村民介绍，一直等到傍晚（这时田里工作已结束），他还注意不冒犯他们的神灵。他像一个变戏法的人和魔术师那样去诱导他们，使他们开心，教孩子们唱他自己谱写的歌，让他们听他带去的留声机和演木偶戏。③成年人也开始喜欢这些娱乐了，与此同时，也服下了彭湃为他们准备的政治药剂。在早期建立农民协会是困难的。但一旦起步，成员们便纷至沓来，从协会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好处：免费医疗，实际指导，以及进行仲裁以调解他们的纠纷。由协会管理的药房和小诊所很快受到欢迎，以至必须检验会员证——它们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农民们学会了写农具和农产品的名称，学会了检查简单的计算而以前全由地主和粮商们计算，无从监督。协会不满足于单纯地调解婚姻、债务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也对它的成员提供人身保护，就像秘密会社那样。一个童养媳——按照习惯住在她未来的公公家，后者是农会会员——意外地溺水而死。彭和别的会员成功地胁迫多名为淹死者报仇的寻衅者（女孩的家属）折回，从而增强了协会的权威。
对第二段的总结：这位革命家使自己适应农民社会，有时要以让步为代价，如对他们的迷信妥协，给一群受惠者（协会的会员们）某些适合他们日常需要和急需的实际利益，以赢得支持者参加他的组织——且不说他的事业。发动大多数被争取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