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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红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0页。
②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第258—259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 简要历史》，第92—93页；盛里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史话》，第16—18 页。
③ 萧克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39页；王震谈话，同上书，第101 页；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第93页。
① 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9页；刘伯承文，同上书，第 4页；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历史研究》 1954年第2期，第88页。 长征的经过在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年：中国共产主义幸存的史诗》中 有详细的叙述。
② 贺国光谈话，载于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624页。贺国光当时为蒋个 石的行营主任。
③ 张国平：《白崇禧将军传》，第62—64页；《春秋》，第49期，第14页。
④ 金帆：《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第45页。
⑤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
⑥ 《明报月刊》，第48期，第85页。
① 《剿匪战史》，第5卷，第883页；薛岳：《剿匪纪实》，第3册，第13—14页。
②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5页，薛岳：《剿匪纪实》，第 3册，第7—9页。
③ 《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8和50页；萧华文，《红旗飘飘》第 13集， 第87页；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第533页。
④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4页。
⑤ 同上书，第6页；《红旗飘飘》，第14集，第102—103页。
① 《明报月刊》，第49期，第78页。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 9页。
② Nan—t'ung，未详何地——译者。
③ 徐向前谈话，载于韦尔斯：《红色尘土》，第161页。
④ 陈志让：《遵义会议决议》，《中国季刊》，第40期。在福建，蔡廷锴指挥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战而驰名的十九路军，于1933年10月26日与共产党签订协定（见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49页）后，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人民革命政府”（全称为“中华共和国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译者）。这次行动严重削弱了蒋介石在东北角的包围。由于许多政治问题错综复杂，这个形势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蒋介石击破。
① 迪特尔·海因齐格文，《中国季刊》第46期，第287页。毛泽东的“三人军事小组第一把手”的新地位，现在被中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和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这样的权威视为毛泽东在党的军事等级制度中的真正地位。见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第1卷，第363页。
② 《明报月刊》，第51期，第79、82页。
① 柳宁：《一个工人的供状》，第12页。
② 《明报月刊》，第49期，第80页。
③ 《明报月刊》，第50期，第88页。
④ 同上，第51期，第81—82页。
⑤ 同上，第51期，第79、82页。
① 《明报月刊》，第52期，第83页。
② 即右路军。下文西路军即左路军——译者。
③ 刘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联书店版），第10页。
④ 《明报月刊》，第52期，第96页。
⑤ 同注②。
⑥ 《明报月刊》，第54期，第88页。
⑦ 同上，第48期，第85页。
⑧ 《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页。
① 《剿匪战史》，第6卷，第997页。
② 《明报月刊》，第53期，第91页和第54期，第88页。关于这个方案，根据未经证实的情况，林毓英提议把毛泽东的中央改为西北局，张国焘的中央改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当两局之间的调解者，以达到重新统一。见《明报月刊》第53期，第89页。
③ 《明报月刊》，第50期，第86页。
④ 同上，第54期，第88页。
“白区”的地下工作
自创建农村苏维埃之日起，“白区”工作与土地革命之间的紧张和合作都在发展。前者在理论上领导后者；而后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长得快。然而，如1945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①中所总结的那样，党中央固执地拒绝“白区”工作服从农村工作。党中央继续坚持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机械的解释，完全漠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无产阶级的理论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域。
不可否认，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时期，城市工人运动已成为狭隘的经济运动；而农民，特别是武装的农民，却正在开展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斗争，以破坏他们称之为“封建中国”的堡垒。在文学艺术方面——许多年轻人通过它变得激进起来——中共的影响较大。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的文艺创作开始了本身的激进化过程，这种趋势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著作和“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改组方面。1930年3月，在左翼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不同派别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它影响下的杂志对学院式的评论家，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辩护者和民族主义作家提出了挑战。左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上海的电影业，把它的注意力从古装武打戏转向当代社会问题。在抗战之前，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电影界，这都是最值得赞美的时期。在残酷的迫害下，艺术家和作家创作了值得称道的作品。他们的许多作品被国民党查禁，许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逃往苏区。①（参见第9章。）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1931年7月共产国际对“白区”工作的指示，几乎没有注意到文学和艺术，也很少注意学生运动，但十分注意工会和反帝。执行这一指示的一个结果是1932年1月日军入侵时，党努力组织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进行鼓动，并企图把战火引入外国租界。这一切都没有效果。②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导致了与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改组派、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和陈独秀领导的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在与“黄色”工会的关系上，中共有意无意地觉得几乎没有合作的共同点。③1931年至1933年党员向苏区迁移，进一步削弱了“白区” 工作。党于是有意识地开始努力扭转这种趋势，并使城市与农村之间达到表面上的平衡。根据记载，大约有150名干部被派回城市。但从整体上看，刘少奇指责“左派”（28个布尔什维克）开展城市工作失败是有充分理由的。④当然，中共开拓城市工作的障碍之一是国民党的反谍报活动。为了对付它，中共在六大后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机构。它由向忠发、周恩来和顾顺章负责。在这些秘密人员之间的地下斗争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发现并被破坏不下14次。国民党的调查科①对中共的地方组织、青年团、上海总工会、共济会、反帝团体、文化组织采取的恐怖行动，使它们的活动减少或停顿。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在1931年4月和6月先后被捕，党中央几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动，因此迁往中央苏区。至少共有24000名中共党员被捕或被杀，另有30000人不得不向国民党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续。②然而由于国民党的特务人员腐败无能，用钱收买以摆脱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柳宁只花60元钱就使一箱文件销毁，而本人也从监狱获释。③在苏区，康生组织了约24000人的五支别动队来搜集逃兵，封锁贸易，检查旅行者和邮件，并训练和组织群众。④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苏维埃加强了政治安全制度。他们有肃反委员会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营救被捕的同志，帮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报，建立从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报网，并对国民党特务采取报复行动。⑤刘少奇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刘少奇收拾“白区”工作残局的任务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丰富的劳工运动经验，刘曾收拾瞿秋白盲动主义后城市工作的烂摊子，并接替罗章龙担任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然后撤往中央苏区。在1935年到1936年，他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气沉沉的工会。由于城市里的党支部力量单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愿接受极端的激进主义，刘对“一二·九”运动——由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组织的抗日示威（见第8章）——中表现的冒险主义持批评态度。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明确区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并缓和政治口号，以改善党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