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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新政与革命
戊戌变法是这种舆论和政治要求增长的第一次高潮。甲午战争之后纷纷建立以政治为目的的学会和其他社团，这是一个全新的转折，宣告清代关于公开的公共政策活动的禁令的结束。维新运动的某些方面曾受到格外的注意，特别是戊戌百日维新；当时维新党控制了京城的政策、湖南的维新运动和聚集在康有为、梁启超周围的一群人的思想和活动。事实上，维新运动传布更广，并得到更众多的名流人士的支持。以浙江为例，地方志和报纸的报导说明，有相当大的压力来自士绅和商界，尽管浙江通常不包括在重要维新活动中心之列。同浙江一样，在维新派领袖从地方上流社会顶层出现的一些省份，对于维新并没有多少思想阻力。起初，问题不在于维新本身，而在于追求什么样的维新，以及这个官僚政治的君主国能否接受来自其结构以外的政治上的创新活动。在最极端的维新分子取得突出地位的地方——主要在京城和湖南——他们因奋力争取急速的变革，攻击基本的儒家家庭原则而与温和派不和。处于中枢地位的政府，等待温和派渐渐疑惧，然后拒绝扩大通往政治权力的途径。盘踞在官府与朝中的重臣过于强大，不动用军事力量是不能把他们除去的。1898年策划北京反维新政变的人，不仅保守，而且主要考虑满族或王朝的统治，关心保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对社会的专制统治。结果是，他们拒绝了最后的机会，未能在当时的政治结构内协调社会的首创活动。①反维新政变的冲击波冲击了名流社会中公开积极活动的那一部分人，加重了他们对朝廷的不信任，与朝廷益发疏远。起初，不清楚逮捕牵连多广——名流广泛从事维新活动的地方，如长江下游，许多人有理由感到不安。进一步的对立，是由任用满人取代各省汉族高级官吏的政策引起的。此后不久，朝廷支持义和团，支持处决反对义和团的官吏，1900年非理性的种族主义引起的灾难性的国际后果，疏远了范围更广泛的名流人士，他们对助长社会动乱的危险非常敏感，并厌恶再次挑起外国入侵的政府。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京城官吏怀着幻灭的心情纷纷辞职还乡，京外的学者坚信他们不能为清政府服务。排满在整个19世纪原是潜伏的、躲躲闪闪的态度，如今与反对专制压迫结合起来成了公开的政治态度。也许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对满族统治的攻击是1900年夏在《申报》上出现的。①有些人认为，政府一旦在1901年后开始了新政的进程，只要它能维持控制更久一些，它就能成功。这样的论点低估了这样大的国家的变革问题，但却正确地表明了清政府官办维新运动的活力与在短短几年中取得的迅速进展。这种论点的缺点，在于它低估了在官僚政治的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出现的政治隔阂。
参与和控制，而不是维新，继续处于清朝最后10年冲突的核心地位。北京政府把维新与集权和延续官僚控制的目的结合起来，这一做法激起了反对。②一位最坚定地主张维新的总督张之洞，在由谁控制铁路发展的问题上和名流人士意见相左，尽管两者共有强国和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信念。只要领导的名流被赋予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任务，他们就可能参加政府，或与政府合作；但当官吏再三设法限制外界的积极活动时，他们就拒绝给予支持。
发动辛亥革命的反对派是由与官僚政府的基本冲突形成的。③反对派是从一些具有不同利益，对政府和社会具有不同观念的名流社会群体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就自由民主的意义而言，这些群体并不是作为利益集团而发挥作用。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过强，名流阶级内部的差别太不显著，社会政治观念对于急剧地采取西欧的特别是美国的模式的政策来说，是过于强调整体性了。不同的名流阶层——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的成员继续由家族、地域或其他纽带互相联系在一起。反对派的成员也共同具有一些基本观点，他们是民族主义的，相信某种程度的民众动员，希望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以提供范围更大的社会参政，并且易于感到被清政府官吏所出卖，易于不信任他们。19世纪最后10年的主要政治运动，如1905年的抵制美国货、省办铁路风潮和立宪运动，都广泛地表现并动员了反对集团的联合，还牢固地把民族主义的感情同他们争取代议制政府的要求联系在一起。①同盟会和康有为领导的立宪保皇派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海外的流亡者中发展，但是，他们在东京、东南亚和美国的斗争，并没有在国内重演。
在国内，反对派不同成分之间的分歧，没有反对派全体和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之间的分歧那样大。他们的作用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竞争的。革命党人提出的共和抉择终于被接受，认为比有害的、钦定的立宪政体更可取，后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业与专业的名流人士提供了部分社会支持；没有它，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在19世纪中叶，名流人士支持清政府镇压叛乱以保全他们的地位。在1911年，他们通过支持革命反对他们已经疏远的政治制度，以保卫他们的利益。商会、教育会和省谘议局都充当了上层社会的动员工具，推动了反对派前进。经济状况紧张，自然增加了清末最后10年的动乱。通货膨胀、铜钱贬值、田赋附加费、长江和淮河流域再次泛滥，尤其是为地方新政筹集经费的各种新征杂税，促成了反政府的社会动荡。在有些地方，这些紧张状况使下层阶级和占支配地位的名流人士发生冲突。例如，在有使用暴力倾向的河南农村社会，同盟会竟在土匪的队伍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与民团或者与政府支持的士绅领导的乡村自卫武装对抗。①1911年，以村为基础的农民军，从受市场丝价暴跌和受广九铁路通车后洋米进口竞争打击的地区，会集于广州，并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周。①城市民众也在广州、上海和其他大城市参加了革命。
然而总的说来，在1911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不是严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完全是城市的革命，但它确实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地区，并由这种增长产生和加强的集团领导。它成功地阻止了一个过时的官僚君主国家，将自身转变成现代专制国家这种早就注定要失败的努力。它并没有解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的问题。
民国政治的动向
因为中华帝国晚期政体的主要特点，与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特点同样根深蒂固，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摆。有现代意识的爱国者希望中国复兴，常以早熟的见识探索和讨论大量来自国外的当代政治思想。②然而，尽管他们的思想丰富，范围宽广，但是中国政治的主要倾向是起源于清末已渐渐形成的形势。
首先，自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