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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蓬勃发展，发生叛乱，其中有些地方在30年代和40年代成为共产党的根据地。
为对付19世纪中期叛乱而实行的地方和省级的军事化提高了军队的水平，也产生了如何解散不使用的军队的难题。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军事统治结束，任凭地方保安部队激增。不久，甚至当它们还未破坏农业之时，军阀内战破坏了城市和商路。④另一个不稳定的特点，是人口的流动。清代初期和中期，允许移民迁入明末叛乱造成人口减少的四川等省和边境地区，包括非法进入满洲。这些出路（除满洲外）到18世纪末渐渐堵塞。福建和广东多数男人移居东南亚，到1850年为止，有些人移往南北美洲充当契约劳工。在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人口减少的长江下游，暂时是一个人口迁移的汇集区。然而，到20世纪，只剩下满洲这唯一的一块地区，仍具有大量吸引移民的未开垦的土地。这些移民到北部、西部和西南部的最后结果，是长江流域之外的人口增加了。
在这些永久的迁徙之外，还有两种暂时的人口迁移：为了就业和逃避战祸、饥馑和贫困。城里的店主、商人和工人，即使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已永久定居下来，仍住往按原籍组织为“会馆”，希望最终仍回到他们的故乡。大规模的人流每年出现。例如，浙江北部青镇①传统铸铁作坊的铁匠，或杭州的锡箔匠，每年大部分时间在作坊做工，但夏天却分别回到江苏无锡和宁波府各地，帮助家庭夏收。贫困的边缘地区，常有他们自己的迁徙模式。例如苏北的穷人到上海寻找季节性工作，充当劳工、挑夫和黄包车夫，但常常到头来因没有工做而沦为乞丐。在较富裕的城镇乞讨，成为公认的农闲时寻找生计的路子，正如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时，到处乞讨是一条生路一样。抢劫和走私，作为一种更大胆的、不法的谋生之道，有时被人季节性地采用，常从外地捞钱。若把商路沿途的挑夫、船夫、行商和小贩加上，晚清人口的职业性移动量是很可观的。②此外，自然灾害，叛乱与战争引起难民的浪潮。难民群在他们经过的城镇引起恐惧，那里的小家族集团或个人很容易受到抢劫。
如此种种的民众流动是没法计算的，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疑是有增无减。对外贸易的增长、城市职业的增加和交通运输的改进，都促成新的暂时迁移。例如， 1882年有70000中国旅客从宁波乘轮船到上海，有73000人购买船票从上海到宁波。20年以后，这些数字约增加一倍；而到1910年，有宁波旅客467000人到上海，470000人从上海回宁波。即使考虑到原乘帆船的旅客改乘轮船，这些上升的数字也能说明，有更多的人在流动。①这种种人口流动，首先，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其次，影响了全国各地。与世隔绝的村庄越来越少。到城市寻找工作，不一定通过逐步上升的城镇等级制的市场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流向城市，形成新的联系渠道，而城市商人则与农村关系更为密切——为农村手工业供给原料，购买农产品，并像其他富裕的城市居民一样购买农业土地。
第三，这些人口流动影响了社会结构。城市工资劳动者，不论男女，在他们的乡村家庭里有了新的重要地位，因为他们增加了家庭收入。与此同时，逃避农村贫困而外出，意味着始料所不及的流离失所、家庭破裂、卖妻鬻儿和受人摆布。我们无法描绘他们趋向贫困的简单过程。但是，在一些租佃率高的地区，租约每每对租佃人不利。例如，19世纪90年代在广东东部，农民在坏年景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也很少有减租的权利。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农民仅按照一年的口头协议租地耕种，毫无保障可言。在长江下游，租局在辛亥革命后遍布各地，押租逐渐普遍，短期出租增加。政府政策前后不一，有可能增加关系紧张，如在浙江，1927年通过减租条例，然后又宣告无效。①同时，暴力活动增加和民众流动，两者都削弱了从前由庇护人依附人关系和村社网络所提供的保护。
不稳定不宜于数量比较。然而，我们注意到，19世纪中叶的社会动乱是在人口激增、通货紧缩、政府资助的主要水路运输和河防以及抗灾系统毁坏失修的时期出现的。在清代最后10年和民国初期，经济膨胀和改革又进一步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在民国的后半期，因经济困难和战争而导致的不稳定越来越频繁。人人的生活都更少保障。
传统名流的融合和分裂
在商业化导致商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之间的正式区别最终消失时，名流群体也开始变化。这两个群体的融合，以清末出卖功名为标志。富有的广州行商老板、江苏与直隶的盐商和山西的票号主人，在18世纪买得功名而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19世纪，任何一个城市的许多商人，很可能都不是本地人，所以和本地士绅截然不同，但是，这两个群体在家乡却融为一体。做生意从来得不到一流学者或高官的声望，但它至少同样是一条生财之道。把商人吸收进统治阶级的证据不容置疑。
子孙繁衍的大家庭成员，通常走不同的成功之路，兄弟各有所长，或做学问，或经商，或管理产业。如在管理活动中的合作一样，宗族纽带模糊了绅商之间的区别。这种结合的意思不只是指商人购买功名或官吏投资商业。到19世纪中叶，一些人开始显示出兼有商人和士绅的特点，把学术和商务结合起来，拥有较高的功名，而积极从事商务管理，并显示出愿意离开升迁无望的官宦生涯，以求取实业上更广阔的发展机会。在像浙江和江苏丝产区那样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学者们不能抗拒被引诱进生产或贸易活动中去。①这种绅商的融合现象因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的结束而成定局，不可避免，科举考试的结束使教育对有钱交付学费的人更为开放。这一变化造就了界限更广、更开放的上流社会——它随时可以接受社会流动，但是又能很好地作为一个阶级来维护自己，因为它能利用不同的收入和地位的资力。
名流的社会范围放宽，他们指导的社会组织也随之增加。最明显的是行会和同乡会馆。虽然这类组织的历史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它们在清末大大地发展起来，以适应在外乡生活的商人、工人和工匠的广大群体的需要。①做生意赚得的钱，常常用来资助其他的社会组织。新致富的家庭继续为慈善事业提供资财，直到20世纪。士绅们负责管理修堤、义葬和其他社区团体。由商人、士绅和寺庙管理的公益会社，在19世纪后半期显著增加。当出现叛乱之时，或在长期动荡不安的边缘地区，民团和自卫队超过了士绅管理民事组织的影响。士绅的这些多方面的组织能力，不仅帮助他们保持其在农村社会的地位，而且保持其在官场的地位。②当商人和士绅正结合成更广泛的单一上流阶层时，出现沿着不同方向分裂的迹象，终致产生新的阶级结构。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士绅已转入仕途以外的人生道路。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教育的普及加速了这一过程。有资格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尽数授以政府职位。有些富有的青年人变得懒散或耽于文学消遣。不太富裕的功名不高的人，可能在地方上与衙门小吏中的贪污分子勾结营生。但是，也有不谋仕途，严肃而值得尊敬的人。一个早期的例子，是18世纪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学术界——这些人专心致志于严谨的学术，从事研究和书院教学，靠民间的赞助人或封疆大吏给予的薪俸为生。新建立的以高学术水平为目标的书院，使他们有了一个稳固的基地。职位由督抚任命。这样的职位，有抱负的学者极为珍视，刻意求之。藏书家扩大了藏书规模，推动了书籍印刷，从而促进了印刷业。这一学术阶层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也不追求官职。③在19世纪，特别在后半期，士绅董事会也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主要谋生之道。和知县的活动一样，董事的活动常常是多方面的，但有些人专门担任管理水利之类的职责。管理宗族财产成为又一种相当好的施展行政才能的机会。富商或投资者常常雇用执事来管理私人商号。
在官府范围内出现了专门化，如有些人受训练当属员，其他的人成为高级官员随从人员中的刑名或钱粮幕友。例如李鸿章的幕府中保持许多额外的专家。这类专门化常有地方基础。这样，来自浙江绍兴的学有所长的人，以当刑名师爷的本领和在京城获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