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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1920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直到1925年11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炯明。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1925—1926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过1924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6月份已经开始而在7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场。1924年10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1926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合。
1926年6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1920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150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1924—1926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1926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芳运送军队。⑤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1927年3月尾4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1924年在广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普遍重新组合。20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①研究一下1927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一样，是隶属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党组织。在1927年3月20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年4月发生的事件中，为了加速沪商协会的发展，它就将马路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接收过来了。①这就不难看出为蒋介石起家而建立的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与混合，后者从五四运动时期出现时起，就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因而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商人拒绝参加3月29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临时市政府，从而成功地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②借给蒋介石的钱使他能招募卫队，他们大多数是青帮分子，于4月12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将他们解除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月12日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就又勒索了700万元，强行借贷3000万元，他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③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被雇佣军头子们勒索时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也一筹莫展。在这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