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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外务省正在准备将分送给中国交战双方的警告的文本，它提出日本阻止内战扩大到满洲的决心。5月17日，田中首相会见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向他们解释将在次日分送南京和北京两个政府的备忘录的目的。以下是他的部分谈话：我们制订的政策是制止在北京发生战斗，这是为了不让动乱扩大到满洲境内。如果张作霖平静地撤出北京，维持其士兵的军纪，并且他不被南方人追击，我们将容许他进入满洲；但是如果他在北京战斗，并向山海关撤退，或者撤至我们确定的某个地点，与南方人边走边打，我们将阻止他和南方军队通过，进入满洲。我相信这个计划将起鼓励张作霖不经战斗而平静地离开北京的作用。我还认为，如果张作霖现在撤离北京，南方人不会骚扰他。因此，我期待北京被放弃，平静地转入南方人手中。①田中男爵指示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去敦促张作霖，要他不失时机地撤至满洲；上海总领事矢田接到指令，要他通知国民党人，张作霖一旦退回他的根据地，日本将不准他干预长城以内的事务。田中男爵及其政府就是这样计划分割中国和保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势力范围。陆军省向满洲、朝鲜和台湾的指挥官发出了电报指示和日本政策的说明。张作霖等如果秩序井然地返回满洲，他不会接到退出公共生活的建议，奉军也不是非被解除武装不可，但是日军将不准南方部队到长城以外。关东军将为执行这个计划作好准备。
芳泽公使在5月17/18日晚访问张大帅，交给张一份日本人的备忘录。他告诉张，北军快要战败，如果张能接受迅速返回满洲的建议，日本政府能够拯救他和他的军队。但是张作霖拒绝了。根据芳泽的看法，张指望不放弃北京而得到日本的援助。①第二天晚上，张大帅派一名副官把芳泽深夜讨论的内容告诉英国公使蓝普森，并征求蓝普森的意见。他问蓝普森，是否该把北京和外国人留给无政府主义的部队？蓝普森先生在前一天无疑知道了田中首相向外国外交官员所作的解释，便建议：张作霖及其幕僚应谨慎地考虑。他提出意见，日本没有侵略的预谋，而是要保护在满洲的利益。张作霖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②日本代表向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转达了反对破坏满洲安宁的类似警告，很可能还鼓励各方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美国政府将不参加日本的外交活动。5月8日，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电马克谟公使并指示说：“美国将不与日本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联合行动，阻止中国人把敌对行动扩大到满洲，或干涉中国军队有节制的军事行动，美国仅仅是保护其本国公民。”③这时事态发展得非常迅速。奉军难以守住其保定的阵地，而那个重要据点以东的防线很不巩固。国民党在北京有尝试谈判倒戈的代理人。张作霖及其将领们不得不考虑过长地死守掩护京津的直隶东北部的风险，因为担心会被困在那里。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月中，美国公使已经指出，北京政权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在5月份，冯玉祥的军队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已作成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①到5月底，奉军已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正准备撤离首都。
6月1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定以后的安排。也许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不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在3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党政府任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北京的司令。
张作霖在6月1日召见外交使团，发表了事实上是一篇告别辞的讲话。他已作出安排，把城市交给以王士珍为首的元老政治家组成的治安维持会来管理，王士珍曾是袁世凯的亲密同僚，一度担任过总理。城内的治安由北京有效率的警察和鲍毓麟将军带领的奉军的一个旅负责，他将留在后面直到把城移交给阎锡山，然后可以不受骚扰地回到奉天。次日，张大帅向中国人民发出告别电，对他未能胜利地结束反赤的战役表示遗憾，并宣布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他要返回满洲。他由其大部分内阁成员和高级将领陪同，在6月2/3日夜乘上专列隆重地离京，但他的火车在6月4日晨驶近沈阳时被炸弹炸毁。大帅负伤，在两小时内死去。他被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军官所暗害，这些人反对田中的政策，自行策划了这次行动。①大帅的长子张学良和总参谋长杨宇霆与孙传芳一起，在6月4日前往天津，那里必须坚守到大批奉军已撤往山海关时为止。治安维持会已派使者前往保定欢迎阎锡山来北京。6月8日，第3集团军的一名指挥官商震将军率领他的山西士兵进入首都。6月11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将军的陪同下进城。他的另一名将军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在12日接管了天津。这个过渡除了一个事件，都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进、其部队此时驻扎在城郊的冯玉祥的部将复韩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正在离开的奉军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强烈抗议。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武器。②开始全国建设
7月6日，四个集团军的指挥将领在庄严的仪式中，聚集在北京城外西山一座庙宇中已故领袖孙逸仙的灵柩前。他们报告，随着攻占北京和北京政府垮台，期待已久的北伐已经完成。几天以后，指挥将领及其参谋人员召开非正式的军事会议，讨论遣散部队问题。何应钦已经报告过，国民革命军这时约有300个师，分属84个军。部队人数多达220万。（显然这个数字是把所有有组织的部队都算作国民革命军。）如果付满饷，维持这支大军的正常支出每月至少6000万元。总司令部希望把总数减到80个师，120万名士兵，这样只花费全国收入的60％。蒋介石向他的军事同僚提出了一份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它建议成立编遣委员会以专门制订遣散计划，固定部队的人数和支出，并把全国分成一定数量的军区。他提议分成12个军区，每个军区有40000至50000万名士兵。①编遣会议定在1929年1月召开，但成效甚少，因为在那时，地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已经分割了全国。不久以后的事态发展迹象，在北京7月份的指挥将领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了。冯玉祥因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政治分会时，冯将军不同意在其中任职；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7月14日离开北京去照顾他的祖坟，然后再去他设在河南的司令部。②国民党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于8月8日至14日在南京召开，以计划国家的未来。冯玉祥、阎锡山两位将军和杨树庄海军上将作为特邀贵宾参加。③全会面临几项全国性政策方面的重大事务。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应该多么快和多么严格地集中政治、财政和军事的大权。由于政治分会实际上把国民党中国分割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它们是否应予撤消？在主张集中的人和希望保持地方权力的人之间经过长时间争吵——争吵几乎使会议开不下去——以后，全会通过决议，肯定中央政治会议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它的决议应通过委员会交给国民政府去执行；政治分会应到年底撤消，在此期间，它们不得以自己名义颁布命令和任免官员。这样，原来孙逸仙根据鲍罗廷建议而设立的作为核心委员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独立于和凌驾于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近设立的政治分会将不再存在。但是，公布的中央政治会议成员的名单，共有46人，几乎包括全部中执委和中监委的正式委员、大部分重要的军界人士和此时回到党内的几名保守的老资格党员。①它很可能是一个傀儡机构，决定如同以往那样要由一个核心小集团作出。另一个朝集权化方向发展的姿态，是通过了一个决议：作为指导原则，党中央两个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应住在首都，不得分散在各地。
怎样才能统一政府的财政？财政部长宋子文已经召开过两个会议，一个讨论财政，一个讨论经济建设，它们集中了主要的私营银行家、商人和实业家、各省的财政官员、各军队的代表，以及财政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