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墓芾怼Ｒ桓龇ü芄こ淌Υ砩轿髡罚�151英里）的法国债主的利益，而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工程师和会计师则监督1918年已经建成的365英里长的陇海铁路。
几个强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是外国资本投入中国铁路的原因。作为外国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突出象征，有特许权的铁路和借沉重的外债建筑的铁路，引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外国的政治利益在满洲也推动一条不那么合适的平行铁路网络的建筑。虽然还没有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很可能由于中国国内外的战争和政治变化，投入铁路的相当大一部分外国资本，从来没有归还。总之，外国人所提供的大量有形资本的建设，在为中国的北半部提供现代交通设施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那里，隔得很开的经济区和缺乏巨大水上航道的情况，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官办铁路甚至在支付其外债以后，在1920年还从总投资5。22亿元中取得了利润4100万元。这4100万元有总投资中中国政府份额的利息。如果这部分利息按5％计算，那么仍然留有3100万元纯利。在军阀时期，特别从1922年起，利润下降，归北京政府控制的比率也越来越小，可是这些基本上是外国建造和外国提供资金的铁路线是一项经济成就。
财政
在1912至1921年的十年中，至少有70笔大部分是小额和无担保的贷款和预支款（在1921年，未归还的余额也许共计两亿元），由形形色色的外国债主借给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各种机构。数额最大的几笔是1917至1918年的“西原贷款”，日本利益集团企图通过这些贷款，提出它们在满蒙的要求。由于北京政府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这些贷款大部分拖欠下来。对比之下，约在1925年之前，大约三亿元未偿还的铁路贷款余额按期从几条铁路的收入中提出归还。但是中国向外国借的公债的绝大部分是以下几笔：日本的战费和赔款贷款、庚子赔款、1912年的克利斯浦贷款、1913年的善后借款，这几笔合在一起，1921年未归还的余额将近10亿元。①这些债务全部用关税收入或盐务收入担保，或者用两者担保，并且不间断地支付本利。
除了铁路贷款外，这些外国资金对中国经济没有作出贡献。用于赔款的贷款和义和团起事后的债务是纯支出，而其他的债大部分用于北京政府非生产性的行政和军事需要。外国的债主自认为在支撑中央政府，或者支持某个特定派别反对它的对手。他们在上海的银行作为归还借款担保的关税收入和盐务收入的收存行，以及从它们对外汇市场（中国的白银在那里折换成借款合约中规定的黄金归还款）的控制中，获得了利益。他们也许取得了对北京的一定的政治影响；甚至不包括庚子赔款，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每年支付的外债利息和分期偿还的外债，至少相当于贫困的中国中央政府收入的1/4或1/3。（民国初期的财政资料依然是一个未经研究的领域。）
对民国初期中国的外债所能讲的好话大概是，按人头算，1921年也许是每人三元，按照国际标准，这算是低的。
总的来说，外国人的经济收益（部分地以其特权地位为基础，并靠这种特权地位成倍增长）并没有绝对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福利。相反，中国土生土长的现代化——即开始出现了与“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决裂，这种平衡的陷阱使中国经济在低水平的总产量上徘徊不前——只是在对进口货和对外国在华的制造业的外来冲击作出反应时才开始的。②贸易、外国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的投资以及技术的引进，使中国的经济产生了绝对的收益，尽管国民生产的增长是缓慢的，它的社会分配是有问题的。在一个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即如果中国由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管理，那么对外贸易和外国制造业与国内经济中华资部类的逆向联系和顺向联系，无疑地本来可以更多。无论如何，外国的经济存在只是促使中国政体虚弱的一个——而且不是主要的一个——因素。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和停滞》，载德怀特·H。珀金斯。《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49—84页。
② 以下所引的统计资料主要取自以下的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
① G。C。艾伦、奥德丽·G。唐尼索恩：《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中国和日本》，提供了详细的记载。
① 拉尔夫·W。海迪和穆里尔·E。海迪：《开拓大事业，1882—1911年》，第552页。
① 见谢尔曼·G。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烟草业中中美的对抗，1800—1930年》（耶鲁大学1975年博士论文》中有关在华的英美烟草公司的部分。
① 麦加利银行，1858年起在华（总行在伦敦）；汇丰银行，1864年组成（总行在香港）；有利银行（总行在伦敦）；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起在华（总行在巴黎）；华比银行，1902年起（总行在布鲁塞尔）；德华银行，1889年起（总行在柏林）；花旗银行，1902年起（总行在纽约）；和兰银行，1903年起（总行在阿姆斯特丹）；道胜银行，1895年起（总行在彼得堡）；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起（总行在横滨）；台湾银行（总行在台北）。
② 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年》，第21—22页。
① 见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各处。
② C。S。陈《英国银行家从中国贷款所获利润，1895—1914年》，载《清华中国研究杂志》，新版，5。1（1965年7月），第107—120页。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55页。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页。
② 见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203—234页。
③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8—141页。
① 盖乐：《中国的盐务：1908至1945年我在中国的经历》，第66页。
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中华年鉴，1923年》，第713—727、744—748页。
② 见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19—47页。
第4章 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觊时期，1912—1916年
对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即袁世凯任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的那几年（1912—1916年），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探讨。一种是强调军阀主义开始了：政治统一解体，军事统治出现，一种不讲道德的、背信弃义的溃散情绪在当权者中间蔓延。这种观点认为，革命的胜利，即使在胜利的当时，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1912年2月，当庄严的统治权从未成年的清代皇帝及其朝廷手中传给袁世凯的时候，中国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治一体化的帝制象征，而它已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换来的却是一个无耻的、反动的军国主义者占据了中央地位，他既无纲领，又无皇帝的权势；新的共和制意义不大。按照这种观点，革命的后果是迅速陷入了袁世凯庇护下的军阀主义。
第二种看法强调同革命前的年代的连续性，不把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政体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把它看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早期高潮，给政治和社会带来了活力。革命后的实践经受了自治和中央集权两种相互对抗的观念的检验，这两种观念在前十年间都各自赢得了拥护者。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实验的时代。伴随着实验的是冲突，因为扩大参政同集中权力的努力相抵触。但是，只是在这些相互对抗纲领各自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以后，军阀主义的特征才暴露出来。按照这种解释，袁世凯当总统的时期最好理解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浪潮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既包含有它的优点，也包含有它的致命缺陷。
各自都可以搜集到丰富的资料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本章的叙述偏向于第二种看法，因为它似乎更能弄懂最主要的政治倾向，袁就任总统仅是这些政治倾向之一。但是，对于漫不经心地颂扬这个时期的政治家，第一种看法倒是一剂有效的矫正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毕竟丝毫没有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