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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战争的压力下，在未被占领地区，中央政府从各省手中收回了田赋的管理权，为了补偿地方政府在税收上的损失，答应给它们现金补助。田赋征实和随之而来的粮食征借，在1942—1943年和1943—1944年分别为中央政府提供了总收入的11。8％和4。2％，但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央政府的农业土地税收很快下降。战时的田赋征实确实使中央政府对粮食供应有了它所追求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同时由于减少了政府向军队、公务人员和城市工人供应粮食的直接开支，田赋征实还相当大地抑制了战时纸币发行的增长速度。不过，在实行这个政策时并没有对旧的田赋制度的不公平作任何纠正，当国内其他阶层大都被免除或能够避免类似的直接税时，个体小农却增加了新的不公平的负担。①几乎跟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一样——明治时期的日本和1949年后的中国是主要的例外——战前的南京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间接税。三项最重要的税收是关税（关税自主权收回后，收入迅速增加）、盐税和货物税。如表20所示，在这三项下的收入，占仍不稳定的1928—1929财政年度总收支的55。7％。在此后八年中，这个比例在最高81。9％（1932—1933年）和最低56。6％（1935—1936年）之间变动，平均数为71。4％。平衡来自各种杂税、政府企业的收入，而最重要的是来自借款。到1936年10月才进行引进所得税的初步工作。1937年战争爆发，阻碍了这个计划；所得税、遗产税和战时过分利得税加起来从未超过政府总收入的1％或2％。给少数人，包括政府“知内情者”在内带来巨大利益的投机商业和财务交易，在战争和内战期间从未真正对之课税。战前国民党的财政政策主要依靠递减的间接税，尽管1937—1949年的收入中来自税收的愈来愈少，但间接税仍然占优势。
在战争爆发前，外国借款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中数字不很大。几笔比较小的借款是30年代借的，其中包括总数为2600万美元的两笔美国商品借款，和为修建铁路借的一些钱。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经济合作署）的援助基金（当然不是借款）主要用于弥补中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但没有适当的计划或控制，对经济无甚裨益。1937至1945年间实际利用战时信贷和租借法案合计约21。5亿美元（美国18。54亿；苏联1。73亿；英国1。11亿；法国0。12亿）。这些钱部分以军需品和劳务的形式接受，部分则在战时和战后时期跟政府积累的外汇（主要通过美国战时以高汇率购买当地货币得到）一起，在徒劳地企图维持法币的对外价值中浪费掉了。①总之，外国信贷和援助帮助国民党政府度过了战争；但对战前或战后的经济发展毫无贡献。
表20所示每年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赤字，主要靠在国内举债来弥补，事实上在1931—1932年度以后，内债每年都超过赤字本身，因为有些收入在各种帐目中是作为现金余额拥有的。在1927—1935年间，南京政府财政部发行了38种内债，票面价值16。34亿元。①这种“一般用途”的举债之所以成为必要，主要是由于政府大量的军费开支。起因于政治上无能为力，不能“打破饭碗”，裁减中央和各省的军队；与共产党占据的苏区的战争费用增加；以及1931年后面临日本即将入侵，蒋介石军队需要现代化。
1931和1932年令人忧虑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严重地影响了上海的债券市场。例如，财政部发行的以关税作担保的债券下跌，从1931年1月的62。90元跌到12月的26。60元。预定在1932年1月偿还的内债约2亿元，是1931—1932财政年度预期收入的1/3，而大多数内债应在五年内偿还。由于不可能再借钱和面临拖欠的前景，银行和债券持有者被迫同意对内债实行整理，所有债券一概改为年息六厘计算，延长还本年限约为以前的一倍。从1933年开始，由于世界性萧条的影响，赤字的压力又出现了。如表20所示，由于军费增加，从1933财政年到1935财政年，借款总数每年上升。1936年2月，进行第二次内债大整理，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以之取代33种期限和利息不同的旧债，有五期用关税担保，年息6％，到期年限为12、15、18、21和24年。此外又发行新债3。4亿元，到1936年底，内债发行总数接近20亿元。
发行如此大量的内债及其处理方法，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和上海银行界之间有趣的共生关系，其中包括四大官方银行（农民银行设立于1933年）。很大一部分债券被银行吸收。例如，1936年2月，它们拥有未付债券总额的2/3。除了少数例外，至少在1932年以前南京政府的做法是，把债券寄存在银行作为担保，预支相当于票面价值50—60％的现金。当债券公开发行并已有确定的市价后，银行用原来预付款项和市价之间的差额向政府购买这些债券。虽则大多数债券的发行价可能是98，市场上的最高牌价却从未超过80，有时跌到30或40。一种有根据的估计是，在1927至1934年间，发行债券12亿元，交给南京政府的现金大概相当于票面价值的60—75％。①因此，名义上的利息是8。4—9。6％，财政部的实际负担则是12—16％，如果利息和本金如期偿付，债券持有者一年可能赚到20—30％的利息。在1932年的整理后，内债的负担有所改进。到1932年底，内债的平均收益率是15—24％，1933年跌到16。8％，1936年跌到11。6％。②债券也被银行买去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这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发展很快。公众对上海市场上政府债券的需求，主要是为了投机而不是为了投资。由于公债的还本付息费用不断增长迫使政府在1932年和1936年实行内债整理，通过降低利息和延长清偿期而对市场有所震动。直到战时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抵销了国内公债——民国时期唯一真正的“累进税”——向政府提供的这种信贷，一直对贷方大为有利。
求助于这种代价高昂的信贷，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要的债权人，控制现代银行系统的四家政府银行，是在政府个别要人的影响之下，他们既利用这些机构搞政治阴谋，又利用它们在经济的私营部分谋取个人利益。在30年代，人们广泛相信，中央银行是孔祥熙的，交通银行是CC系的，中国银行是宋子文的，农民银行是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的。不过，个人的贪污是不容易证明的。无论如何，比起把可以用于工业或商业投资的珍贵的资金用于现政府的军费开支或公债市场的投机来，贪污在经济后果上也许不那么重要。
20世纪的中国银行系统可悲地未能起到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建立信用的作用。第一，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不发达。虽然从1928至1937年有128家新银行开业，在1937年中国有164家现代银行和1597家支行，但它们大都集中在沿海各省的主要城市（在1936年，仅上海就有58家总行和130家支行）。在内地的农业地区，现代银行业机构极少，并从来不曾去适应农民经济的信贷需要。在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起来的合作社，本来可以作为银行系统和农民之间的中介人，但它们在数量上无足轻重，并倾向于把它们的大部分信贷给予那些较富裕的农民，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别的地方以相当低的利息借到钱。幸存下来并在30年代兴旺过一阵的钱庄，倾向于只向当地商业提供资金。至于条约口岸的外国银行，它们有充足的资金供应，包括富有的中国人的大笔存款，它们主要的业务是为外贸提供短期资金和外汇投机。
但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确曾有过发展的中国现代银行系统，被歪曲成为一种为总是欠债的政府提供资金的工具。主要的现代银行的资本和储备，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加到1935年的4。47亿元。同一时期的存款从11。23亿元增加到37。79亿元。增额中有许多是来自“四大”政府银行的增长。1928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有资本和储备6400万元，或总数的34％；到1935年，数字是1。83亿元，或总数的41％。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5。54亿元，或占1928年存款总额的49％；到1935年它们是21。06亿元，或总额的56％。到1935年底，政府掌握1。46亿元，或10家银行（包括四家政府银行）资本的4/5。这是总资本的49％和全部现代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