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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农产品总值，1914—1957年（1933年10亿元）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30页，表Ⅱ。8。
表13 作物产品的实际产量，1914—1957（百万斤）
资料来源：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66—289页。
直到1937年，农业总产量差不多跟得上人口增长（从1912年的4。3亿到30年代中期的5亿）。以1931—1937年农产品的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值与1914—1918年大致相同（表12），反映出产量年增长略小于1％。这个增长部分来自扩大耕地面积，珀金斯估计1918年的耕地面积为13。56亿市亩，1933年为14。71市亩。①平衡来自现有土地上谷物和商品作物产量的增加。人均谷物产量在这整个时期保持不变，价值大约是21元，而其他产品包括商品作物的人均产值从15元增加到17元。表13显示1914—1957年作物产品的数量变化。从1914—1918年到1931—1937年，粮食（按斤1。1磅）增长12。9％。但稻谷产量下降了5。8％，而土豆和玉米的生产分别增长了16。4％和39。2％。这些变化反映出作物模式向单位面积含热量较多的作物产品的转移，从而腾出地来增加商品作物的种植。增长16。8％的小麦，在华北的一些地方是一种商品作物，这些地方把小麦在市场上卖掉后买粗粮如高粱、小米供农家消费。在华北和华中，小麦和棉花侵占了稻谷的面积，油料作物的面积在华中也增加了。商品作物产量占农产品价值的百分数，在1914—1918年是14％，1931—1937年是17％，同时个别经济作物实际产量的增长比谷物更快：芝麻170。1％；大豆53。7％；油菜籽33。7％；棉花17。6％；花生15。6％；烟草15。1％。①主要农作物区
战前的中国农业除养活缓慢增长的农村人口外，“平时”还向发展较快的城市地区供应一部分食物和原料。20年代由于内战引起的运输困难和其他破坏，需要用进口粮食补充城市消费。这以后在30年代，进口略有下降，以后由于战争爆发而再次上升。②此外，农产品占中国出口的大宗（见表28）。在1912—1931年期间，整个出口在价值上每年增长3。5％，数量上增长1。7％ 。③总之，对1949年以前一个没有经过重大技术改造的农业部门来说，这是值得赞扬的成绩。在民国时代的40年中，个别农户或特殊地点和地区年产量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气候、自然灾害、破坏性的战争或不利的价格趋势，产量和收入可能变动很大。①仅够勉强维持生活的总产量没有富余应付过于频繁的意外事故，也无法不年复一年地担心一家人的温饱。甚至这个“值得赞扬的成绩”也需要某种解释。
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仔细考察了与每一种主要作物有关的技术以及农具的发展，给人以深刻印象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是清代农业实践的继续，仅略有改进。②在整个民国时代，可以看到改良种子和开发较好的农业技术的零星尝试。例如，从1912至1927年，在各省建立了251个农事试验场。③南京政府的工商部和后来的农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都鼓励农业研究和农艺学知识的推广。④不过，这些尝试的规模很小，而且缺乏地方政府的支持。
表12和表13所示20世纪头几十年农业总产量的缓慢增长，主要不是改良种子、肥料或增加灌溉和治水的结果。从1913年至30年代期间，耕地面积的扩大有70％发生在满洲，特别是由于增加了大豆以及高粱和其他供人口消费的谷物的面积，人口从1910年的1800万上升到1940年的3800万。 ①这样，使用“传统”技术的满洲农业的大面积耕种的发展，在农业总产量的增长中占一个很大的份额。在江苏、湖北、云南和四川，耕地面积也有小的增长，但其中绝大部分产量的增长是由于在一些地区采用了以前未使用的最好的传统耕作方法。现有农田增产的部分（也许是大部分）来自投入更多的劳动。
在30年代初的不景气到来之前，中国农户对持续增长的出口需求、有利的价格趋势和可以得到的城市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反应，既促进了满洲边疆的开发，也促进和加强了对传统技术的使用。结果增加的农业产量，从统计上讲足够供养中国的人口，因为人口增长率不大——年均不到1％。缓慢的增长率是由于相对的高出生率和高而波动的死亡率的结合，这反映了普遍的低生活水平、不良的公共卫生条件和对天灾人祸缺乏抵抗力。农业产量被认为充足，只不过因为普通中国人依旧很穷，人口增长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制约。在这些悲惨的限制内，出口和城市部分的工业对商品作物的需求，允许某种程度的向获得较高单位面积收入的作物生产的转移，特别是在较小的农场。
直到1931年，价格对农民都有利（见表14）。20世纪头30年的总的趋势是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农民购买的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在内的商品、地价、农场工资和税收通通增长了。尽管在20世纪10年代，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有波动，但在20年代，条件对农业愈来愈有利，表明农民得到的价格比他付出的价格上升得甚至更快。在1913—1931年间，农产品价格上升了116％（如果我们用表14中卜凯的指数），而农民所付的价格上升了108％。在同一时期，地价上升63％，农场工资上升75％，田赋上升67％。在华北，工资有落在物价后面的倾向，但在南方的水稻产区则更紧地跟上物价，表明华南对劳动力有更大的需求和有相对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什么地方物价走在工资的前面，农民雇用劳动力就明显地更为有利，因为他从他的作物得到了较高的价格。在这20年中，地价和田赋增加得最少。看来田赋的实际负担同它的货币负担相反，在这普遍涨价的几十年中下降了。
农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地价、农场工资、土地税指数，表14 1913—1937年（1926年100）
续表
*15省36县37地区
资料来源：（1）和（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12—13页；《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35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第149—150页。
（3）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68—169页；《农情报告》，7。4（1939年4月），第47页，见李文治和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08—710页。
（4）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51页。
（5）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167页。
不过，从1931年直到1935年复苏开始，并继续进入1936年，中国农民经受了一次收入的急剧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明显逆转。产生这些后果，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性萧条引起的出口市场收缩（由于银价在1931年以前继续下跌，萧条的影响在中国推迟了），一方面是由于从1931年起银的黄金价格上升，引起中国白银外流，而银价上升首先是由于英国、日本和美国放弃金本位，然后是由于1934年的美国白银法案。在这个物价急剧下降的时期，农民的固定成本和工业品价格的下跌倾向于比标准的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少一些，后者首先下跌，并跌得非常快。农民对萧条的反应是明显地趋向于缩减商品作物的生产，恢复传统粮食作物的种植。①1931年后，由于城市的劳动力返回农村地区，对农民特别是小农的家庭收入至关重要的非农业就业机会，可能也有暂时的下降。②关于农场工资的数据资料是零星的，但工资的下降可能比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少。在1931—1934年期间，田赋平均增加 8—10％（然后在1935—1936年期间下降），而地价从1931年起下降，这表明在萧条中农民的实际税收负担有增加。③从农村地区向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白银流出，使农民更难于得到贷款。总之，农业部门在以前长期通货膨胀阶段的一些收益，在1931—1935年间丧失了。到1936年，农产品价格和商品作物产量都在恢复，但不久日本人在1937年的入侵和全面战争引出了新的问题。
首先是直到1931年有利的价格上升，接着在1931—1936年价格急剧下降了几乎25％，这使许多农户受到影响，受影响的程度则视农业的商业化和卷入市场交易的程度而定。珀金斯曾估计，在20年代和30年代，农产品的20—30％在当地出售，另外10％运到城市地区，3％出口。同1910年以前比较，后两类分别增长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