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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兹·墨菲：《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对条约口岸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
人口
在对可以得到的中国人口统计的操作处理方面，也许已经达到了报酬递减。1953—1954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报告中国大陆有人口5。83亿，这是到现在为止作出的最接近于中国人口准确数目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个巨大的数字与这样一些估计如1948年国民党的官方数字4。63493亿有矛盾；但不论1953—1954年的普查技术上有何缺点，国民党官方的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方和民间的估计与之相比，都更多地依据猜测。①人口在1953年接近5。8亿，很符合1912到1953年平均增长0。8％的推断，这样的推断对因起伏不定的高死亡率和相对稳定的高出生率之间的差额造成的慢而不规则增长的人口统计工作来说，可能是意料中的。袁世凯任总统的时期（1912—1916年）、南京政府的十年（1928—1937年）和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代（195O—1958年），虽然得不到统计资料，但人口增长看来很可能大于这个平均数，补偿了军阀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1937—1949年的内战时期可能是负数的人口统计结果。1912年以大约4。3亿为起点；1933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大约是5亿，到1953年增长到5。8亿。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总人口的职业分类作了详细估计（见表1）。从个别省份或城市前20年比较零碎的资料来判断，这个分类在民国时期基本上没有变。
*制造业、家庭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建筑业＋专门职业和公用事业，等等
≠包括家庭主妇
§非农业工作人口的实际年龄大多在12—64岁的范围；把7岁作为下限仅仅是为了便于与农业工作人口在同一基础上分类。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第185和188页，表54和55。
在1933年的2。5921亿总工作人口中，有2。0491亿或79％实际从事农业，0。543亿（包括从混合职业中分出的男劳动力单位）或21％从事非农业工作。总人口的73％住在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家庭里，27％属于非农业家庭的成员。虽然20世纪中国在条约口岸工业有一些增长，矿业和铁路运输有所发展，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甚至到1933年仍然很少，这说明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口的职业区分总体上变化很小。作为对比，在1930年，美国为报酬工作的1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21。4％从事农业。为了给1933年的中国寻找可以间接比较的数字，我们需要看看1820或1830年时的美国，那时有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作。
① 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官方的人口估计来说，4。7亿上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的数字：南京政府内政部在1928年企图作一次人口普查，根据16个省和特别自治区的“报告”和该部对17个省的推测，得出一个474787386的估计。同一个部在1938年发表了一个根据1936—1937年的地方“报告”编纂的数字471245763。
国民收入
民国时期中国国民收入的两种主要的独立估计，分别由刘大中、叶孔嘉和巫宝三作出（见表2）。总计差别颇大——大的数值比小的数值约大40％——但两者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农业增值。它们都仅仅是对1933年的估计。
或许更可靠的刘叶数据可以概述如下：在1933年的国内净产值中，农业当然显得最大，按照1933年的物价占65％。所有的“工业”（工厂、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占10。5％。商业第三，占9。4％。其他部门排列如下：运输5。6％；金融、个人劳务和房租5。6％；政府行政2。8％；建筑1。2％。另外一种说明1933年国民收入构成的方法，是注意现代非农业部门（很宽松地规定为工厂、矿业、公用事业、建筑、现代商业和运输、商店、饭馆以及现代金融机构）仅占总数的12。6％。农业、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行商、传统金融机构、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87。4％。从支出上看，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也是未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结构。从最终用途看，1933年国内总支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占4％，而投资总额占5％。
资料来源：巫宝三1948年哈佛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消费者的开支》，第204—211页，概括了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的资料，并考虑到他后来的修改。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6页，表8。
1933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它在什么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作出其他任何年份的可与之比较的全面国民收入估计。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1957年的物价，代替他自己稍低的农业产出数字，①并增加了1914—1918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表3）。
表2和表3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1933年，而另一个是用1957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1914—1918年的数字是根据似乎有理的猜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1949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以及这些表所暗示的40多年来数量上虽小但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出现在本章其余部分的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各别部门的资料很一致。②从19世纪末叶开始，直到对日战争爆发，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矿业持续地增长。在满洲，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铁路和轮船，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但补充了它们。20世纪前半期，一个现代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地取代传统银行业。但是，甚至在1933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我所概述的刘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窄，他排除了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是1914—1918年的3％的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表3 国内生产总值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1957年物价）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除1933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
资料来源：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7页，表1。
因此，1912—194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农业生产增长慢，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情况，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各年各地各不相同。最大的增长出现在新开发的地区，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农产品的价值由于经济作物的增加而增大。由于下面提到的原因，手工业的总产量极不可能——与它的相应份额相反——在1912—1949年间下降。反过来似乎更有道理。
如果我们拿人口估计数——1912年4。3亿，1933年5亿，1952年5。72亿——与表3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1957年物价）分别为113、123和115元。考虑到整个数据的潜在错误的可能性，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从1937年开始的12年战争和内战，现在能得到的最好的估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和政府职员，他们的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但在战后和1948—1949年最后崩溃之前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得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1946—1949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因为这里是战斗中心。1940年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作物生产开始下降，在剩下的战争时期比1939年平均低约9％。1942年实行田赋改征实物和粮食征购，加上引起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征兵的加速，看来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入。但在国民党控制的内地，工业生产从一个低的起点开始增长，直到1942或1943年。战后时期，1946年通货膨胀重新开始，并在1948—1949年失去控制，这对沿海、城市部分比对华南和华西内地农村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