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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63页，书中还指出这个宣言是学生写的，“实际上抄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阅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196页；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78—93页。
② 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92页。
③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70—171、180页。
① 李文海：《辛亥革命与会党》，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71—177、182—184页。又见陈志让：《〈彭公案〉中的秘密会社》，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4期（1976年8月）第807—822页；卢斯特：《秘密会社、民间运动与辛亥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66页；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第134—139页。
① 谢文孙：《1911年的惠州革命》，载《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145—164页）；以及《1911年广州三角洲的农民起义和各级集市的关系》，载埃尔文和施坚雅合编：《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第119—141页。
② 鲍罗克：《略论秘密会社在孙中山共和运动中的早期作用》，第138—139页。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8页。关于共进会情况更详细的讨论，见冯兆基：《清末的共进会》，载《东方研究杂志》，卷11第2期（1973年）第193—206页；以及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529—540、617—656页。
② 库珀：《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第99—100页。
清王朝的灭亡，1908—1912年
到1908年时，清政权已经在一个多世纪的叛乱和外国压力中幸存了下来。与白莲教、太平天国和捻军等规模宏大的运动的情况相比，1895—1908年的一些小规模的分散的起义似乎就微不足道了。清政府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了下去。与此相反，表面上与1895—1908年一系列事件没有什么不同的1911年的一些事件，却导致了王朝的覆灭。对清朝的支持在从前一些起义中很少动摇，但这时却冰消瓦解。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运动，最后出现了一个共和国。
很明显，在1908至1911年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但是那些变化只是一个很长的衰败过程的最后阶段呢，还是朝着新方向的急转弯呢？
总的说是传统，具体地说是清朝政制，在1911年前一段漫长时期中已经在衰落，但不时出现复苏的迹象。即使清朝在诸如自强运动和1898年维新运动中失败了，但仍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1901年以后的几次改革是又一个例子。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清朝的历史并不单纯表现为漫长的衰败过程。
按照这个观点，则1911年前后确有一个突变。清朝已经容许甚至鼓励新利益集团的发展。它已经在形成新风气和创立新制度方面作出了贡献。它已经放宽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并把公共事务交给公众讨论。至少在1908年前，它能够完全控制新思潮，以防止它们对原有的秩序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大部分商会、学习会、自治会和其他新的组织的成员依然是忠诚的臣民。但是他们正在开始把自己看成公民。他们对清朝的要求增加了。到1908年，他们的期望惊人地发展了。例如，只在十二年前，大部分文人感到康有为过于激烈，不得不支持慈禧太后去反对他。但同样是这个清朝的领导集团自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并且超过了康有为曾经打算做的一切，“新绅士”们却立刻断言朝廷还走得不够远，不够快。在1910—1911年他们坚持新的要求，当他们不能得到满足时，这些要求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更广泛的反清大联合。
不妨引用列宁的话，可以说1908年至1911年之间发生的一切是上层阶级中较活跃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旧的方式，而上层阶级的其余部分人变得不能再按旧方式行事了。根据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层阶级”的成员。下层阶级在最后的反清联合中虽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数量还不足以产生一次群众革命。1911年反清联合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别是新军中的士兵）和“新绅士”（特别是在谘议局、自治会和投资者集团中的“新绅士”）。“下层阶级”在联合中主要是通过新军进行活动，但也在联合以外的各种运动中活动。革命学生也在新军中起最直接的作用，还可能在“新绅士”中起作用。他们的宣传品（包括旧《民报》和其他杂志）在发行后几年仍在内地流传。有的学生还在1911年与其他革命派结合在一起，以便把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并参加他们曾经大力赞助的联合。
多年来迂回曲折的事态发展进程突然起了变化，并且集结了力量。反对派过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乱了步骤，因这些改革和自身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同时他们各处一方而社会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已经设法保存了下来，最后，一场全国性的危机终于把他们纠集到一起来了。
大联合的出现
新 军
清代的军事现代化已在1894—1895年前后造就了第一批新军。到二十世纪头十年之初，清朝的维新措施正在对中国军队的社会成分和总的面貌产生影响（见第七章）。例如湖北在1905年制订了一套通过笔试征募士兵的新制度。同时，大部分文盲士兵被遣散。因此，湖北军多半是从上层阶级征集兵员的。在其他省份，新军中受教育的人的比例要比旧军中的比例高得多。①受教育的青年更愿意从事戎马生涯，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一名中共领导人回忆说，在1910—1911年，当他还是萍浏醴区的一个十来岁的青年时，“我的许多同学甚至敢于打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他们终于接受了……战死疆场，虽死犹荣的新思想。他们以参加新军为荣。”许多人出逃去参军，其中有的不够年龄，就伪造证件，以参加入伍考试。②新军大力进行教育（特别是减少文盲）工作，这同样是新事物。士兵们欢迎进学习会学习的机会，学习成了普遍的活动。一名湖北士兵回忆说，在他的部队中，每人的阅读能力大约达到了小学水平，班长们都会写字。③与某些旧军队不同，新军在它们驻防地的各界人士中招兵。征募比较谨慎，其措施包括地方要人的推荐和保证等安全手续，以确保入伍者品端行正。这样就倾向于更多地向上层阶级征兵。但是大部分士兵、军士、甚至下级军官可能仍继续来自农民家庭。对游民和盗匪分子则坚决加以清除。与过去中国军队明显不同的是，新军与地方老百姓关系良好。许多中国人与革命运动的唯一接触是通过新军进行的。
留学日本归国的军官明显地促进了这些倾向。从一开始，到日本军校留学就蔚然成风。当1905年通过仕途发迹的旧门路已堵死之后，行伍生涯在人们心目中有了威信。对那些既关心国家又关心自己前途的人来说，军事训练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许多青年感到，中国人最需要而日本人最善于传授的就是武士道精神。同盟会会员在这些军校留学生中大力进行宣传。尽管政府疯狂地大力把现代军事训练限制在政治上可靠的人的范围内，但日本军校的学生名册中充斥着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的名字。他们回国在新军服役时，就扩大了革命的宣传。
湖北发生的事件值得特别的注意，因为新军是在那里开始1911年的起义的。张之洞总督曾在该省花大力气建立了一支新军。但张之洞在甄别革命分子这方面，却不如其他官员——例如直隶的袁世凯——那样有力。湖北至少在1905年前的五年已是革命活动的温床，而士官生很早就已卷入。例如，吴禄贞曾被湖北省的一所武备学堂派往日本进修。他在参加唐才常1900年的未遂起义时辍学了一小段时间，然后在1902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到那时，他已是孙中山之友，又是一个隐藏的革命积极分子。他曾升任新军中的几个要职。其中即有北京的一个要职，其他的湖北学生也早在1904年就认为，军队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后来包括同盟会会员）有意识地参军，为革命秘密工作。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可能是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