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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爵衔两者仍然能捐买到手，事实上许多商人也都捐到了手，所以这些奖励不能使人产生敬仰之感。比这更坏的是，所需的数目仍然太高。一个人要成为三等男爵，必须投资一千万元。所以没有人被授予终身贵族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虽说这整个奖励制度未著成效，但仍然表明中央政府对新工业的态度是积极的，表明政府愿意采用洋办法，即给予官方承认来鼓励商人。
① 例如参看埃尔文的《1905—1914年的上海行政》，罗兹的《1895—1911年的广州商会》，以及琼斯的《上海的宁波帮和金融势力》：这三篇文章都载在埃尔文等编：《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
② 另一个有着同样动机并且在同时进行的大得人心的运动是要从外国公司手里收回开矿的权利，见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
① 香港《华字日报》， 1906年1月9日、15日；《华南晨报》， 1906年1月12日、 15日、18日。关于官员、绅士和商人之间的这些戏剧性冲突只有粗略的文献记载，例如，收集在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045—1055页。岑春煊在他的自传《乐斋漫笔》中缄口未谈此事。许多有关的记载只能从两份当时的报纸中搜集到，它们是香港的《华字日报》和《华南晨报》。
① 《华南晨报》， 1906年3月2、4、7、10日； 4月14日。《华字日报》， 1906年3月3、5、10、19日。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9第46—47、61、74页。
① 关于这条铁路中的外国利益的大部分情况，见孙任以都：《1908年的沪杭甬铁路贷款》，载《远东季刊》，卷10第2期（1950年）第136—150页；马德琳·齐：《沪杭甬铁路贷款：恢复利权的事例研究》，载《现代亚洲研究》，卷7第1期（1973年）第85—106页；以及李恩涵：《浙江绅商与北京朝廷官员关于1905—1911年收回英国的苏杭甬路权的斗争》，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3第1期（1972年）第223—268页。关于当时的记述和文献，见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连载在《东方杂志》上；又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999—1009页。
① 《东方杂志》，“中国大事记”，第7年第9期（1910年）第67—70页；第10期第75—77页；第11期第87、94—95页。
① 关于茂新厂早年的情况以及荣家的背景，见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册第372—376、381—382页。
① 农工商部统计处：《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5册第1页。
① 先施公司：《先施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册》。永安公司：《香港永安有限公司二十五周年纪念录》。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等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
② 农工商部：《农工商部现行章程》。
③ 根据《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五册和《第二次》第五册的材料算出。
① 《东方杂志》，“商务”，第2年第1期（1905年）第2—3页。
北京和各省官署：在领导方面的矛盾
奖励和法规一样，都是由北京颁发和公布的。颁发奖励属于中央政府的职责范围。它们促使地方商人更加了解北京，并且使北京更有力地指导国家经济政策。有鉴于在1900年以前中央政府没有订出新制度措施领导工业发展，所以此后北京千方百计想用建立新制度和开展新项目来抵消各省的优势。
地方对工业发展的指导是在固有的限制之下勉力进行的。第一，各省官员通常要轮换。工业提倡者的努力常常被继任人所否定。第二，虽然中央政府没有用财政的力量帮助它自己所有的大工业，它仍然保留着核准各省分配财政收入的权力。不过一经中央政府核准，实际支出和由于这些支出而需要的一切赞助都是在省级领导人权力之下安排的。这就分散了中央和省政府之间的权力，从而不可能按照国家的轻重缓急使工业能够井然有序地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清朝末年北京各部员司的品质愈来愈坏，所以北京各部的工作不见得比各省做得更好。
京师新设的各部
适用于商人和公司的不完善的商业法规，是中央官僚机构进行基本改革的产物。改革首先是精简传统的六部，增设了一些新的部（见第七章）。其次是在思想上确立了新的任务，即要增加新的管理领域和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因此，在工商业方面北京组织了一个新的部，各省下设分署，并且鼓励商人组织商会。
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商部的概念已由著名商埠的商人如郑观应等播诸文章，但大约到1902年盛宣怀对它发生兴趣时才予以认真考虑。盛宣怀对此事的关心反映出，他不仅理解现代的经济需要国家的指导，而且还因为他和各省工业领导人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虽然盛宣怀在担任几个大公司的官方督办时颇有成就，但他的官阶一向不够高，所以他无论是在各省或是在北京都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他在李鸿章手下开始他的官宦生涯，而在1895年以后李鸿章失势的时候，张之洞成为他的新的庇护人。但是，张之洞宁愿躬亲监管他的工业项目，所以他的庇护往往不足恃。1902年，盛宣怀任宗人府丞和会办商约大臣，这是中央政府的一个中等官员。他建议设立一个新的部来指导工业和贸易事务。
盛宣怀的建议恰好和两个满族亲王的类似意见相吻合。醇亲王二世（清帝的异母兄弟）和庆亲王的儿子载振两人刚刚分别从海外旅游归国，显然因受到华侨商人的热烈招待而深受感动。虽然军机大臣荣禄带头提出过一些反对意见，但是当他在1903年4月去世的时候反对意见便渐趋消失。五个月以后商部正式宣告成立。①新成立的商部在开始时工作热情很高。它在官方地位上高于传统的六部，仅次于外务部。它拥有广泛的管辖权，并且受权接管所有已由传统各部和机构建立起来的重大工商业计划。它还计划在各省建立直接对它负责的商务局。商部尚书是载振。他的父亲庆亲王为新成立的财政处起草一个全面改革国家财政的方案。甚至传说庆亲王意欲将这个有权力的财政处置于新的商部之下。报纸报道，北京书肆内关于工业和国际商业的书一售而空；官僚把这些书全部买去，准备自己参加新商部录用人员的考试。
但是商部的存在没有能满足这些期望。矛盾发生了，它未能促使其他各部和机构放弃它们的管辖权限。例如，钦命的商务、商约和铁路等官署都一如既往地进行工作，完全独立于新成立的商部。②同时，商部的财政经费也少得可怜；它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偿付庚子赔款之前的海关存款的利息。由于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存款存在银行的时间长短每年不同，因而商部花在拟订新的经费方案上的时间比花在拟订新的工业计划上的时间要多。①不过，商部失败的最关键原因是载振及其同僚领导无方。载振因放荡腐化而声名狼藉。1907年5月，他被迫辞职，理由是他自己接受了某官员的一个身价很高的歌妓，并为他的父亲庆亲王弄到一笔十万两银子的巨额贿赂。②英国训练出来的一个律师和外交家伍廷芳曾对商部的组织和章程有所帮助，在1903年担任了四个月的商部左侍郎。伍廷芳为人干练正直，后来，陈壁接任了三年，而陈壁却是个有名的贪官。
在1906年进行大整顿的时候，商部进行了大改组。它对铁路、船舶、邮电的管辖权都转给新设的邮传部。由于这些交通通讯工业占用了当时用于开发的大部分资金（特别是外债），所以改组后并另外改名的农工商部就无职守可言了。在1907年，它想法收回管理轮船招商局的权利。但是，邮传部则声称船政理应属于它的权限。农工商部争辩说，轮船招商局是商办，因此得属于它的管辖范围。最后它们同意让邮传部监管招商局的运输政策（如经营的航运路线），而让农工商部监管它的业务经营。③还不清楚为什么要把指导国家的近代企业的责任如此是非不分地加以划分，使之形成两个部。主要受益人看来就是袁世凯，他在1907—1911年期间不同程度地控制了邮传部。因此，在盛宣怀在1911年成为邮传部大臣之前，该部先后由袁世凯的门生陈壁、徐世昌和唐绍仪所领导；而部中一个有势力的铁道部门一直是由袁世凯的另一名幕僚梁士诒领导。这在中央和各省的利害关系中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冲突。1907年9月，袁世凯和张之洞都从外省任所被召回到北京任军机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