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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抓，老子放，父子同演“捉放虎”。
如此劳动总统夫妇的“扬子公司案”，众说纷纭。有人说：宋美龄是“扬子公司”的大股东。有人说：蒋介石是要美人不要江山。有的作品说蒋氏夫妇匆忙放虎归山，是因为孔令侃准备公布姨父母存放在美国的财产数字。
此案中最尴尬的角色蒋经国，是这样解说的：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脚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登记以前，那我是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的。⒃。
在不知出了多少“水门”和“伊朗门”丑闻，却只能是当事者清的中国，此案至今仍是个谜。
但是，亲手发行法币的人最不相信法币，争相把钱财存放到外国，却是不争的事实。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清查发清查财，改革发改革财，更是世人共睹，蒋经国倒是一身正气，可他触痛的正是国民党巨头们最敏感的神经。因为他们是绝不允许触动这一切的。因为他们正是“这一切”的制造者和最大受益者。
万千“苍蝇”不管，可以打出“廉洁”，打出“清正”，打出“黄埔精神”，打出“伟大形象”，“老虎”可是万万碰不得的，那是“国宝”，属“特级保护动物”。
纵观历史，有几多反腐败斗争不是到这步卡壳的？
“我们已无处後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⒄”直到一败涂地逃到台湾，蒋介石才痛下决心“改造国民党”。改造得如何？不可妄谈。当大陆还在搞“忆苦思甜”时，台湾国民收入已达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
如果说北伐和抗战是蒋介石一生中的两个高峰，那麽台湾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第三个高峰。
只是，为甚麽一切都在掌中时就要腐败、唷落，只有被逼到犄角旮旯，走投无路时，才能发展和强大自己呢？
11月1日，黑土地上的内战结束前一天，国民政府宣布停止“经改”，取消“限价”。
长春被围，有人建议将长大搬迁北平。郑洞国说：“长春丢了，北平难道能保吗？在中国，没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要保险，只有搬到美国去！”⒅。
长大是搬不去美国的。一场虚惊的孔令侃，可是漂洋过海，到美国继续经营他的“扬子公司”去了。
声名显赫的“打虎英雄”呢？
据说，蒋经国卸职离沪前个把星期，几乎天天渴酒，酩酊大醉，狂哭狂笑。
虎狠横行，国将不国，“打虎”如同为病危的母亲割除肿瘤。不肯掏腰包的逆子，说母亲好端端的，为甚麽要诅咒她老人家？送母亲去医院动手术的孝子，被一顿拳脚打个乌眼青。
两个月前，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是何等响亮和振奋人心。如今，老百姓又一次把日落西山的云霞当作了东方欲晓的晨曦，就轮到雄心壮志的“经济督导员”泪酒黄埔了。
忧国忧民之泪！
比之那些祸国殃民的龙子龙孙，蒋经国实在是凤毛麟角、够光彩照人的了。
蒋介石有个好儿子。
“尼古拉同志”
9月12 日，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会”上发表演讲：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社会翻遏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⒆。
一口一个“人民”，真没有在苏联白吃12年黑面包。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大杀共产党人，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蒋经国，慷慨陈词：
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⒇。
帝王之家，父杀子，子杀父，原本平淡无奇。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坛要人中，父子闹到如此田地者，尚属鲜见。
因此很在苏联红火了一阵的“尼古拉同志”（苏联为每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了个俄罗斯名字，蒋经国叫“尼古拉”），到底还是躲不过政治风浪的拍打。先流放般送到农村，继而又去工厂。若不是“国共合作”出现转机，还不知要“留学”到猴年马月。
“当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写在赣南干部训练班大门口木牌上的这段话，自然使人联想到当年的黄埔。踏著晨曦和学员一道赤膊跑步的蒋经国，则使人联想蒋介石当年黄埔夜巡的身影。但对于“尼古拉同志”，这一切已经无不带着在马列主义故乡修炼的烙记了。
赣南的“蒋青天”成为上海的“经济沙皇”、“雍正皇帝”；坚定的信念，踏着社会主义节拍。苏联十月革命後出现的经济危机，不就是被布尔什维克的铁腕打下去了吗？他没看到这段。但苏联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献身精神，他是耳闻目睹的。
毕业於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後来成为二级上将的蒋经国，一生中未领兵打仗，却敢打老虎，会做工种田。
种田，从农民干到村苏维埃主席。做工，从工人到技师、厂长。
没有住处，中国的“第一公子”睡在教堂车房里，後来又和一位贫苦老妇共居一室。吃黑面包，淘金，挑柴，背铁条，抬机器，修马路。比之今天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刷盘子，不知要苦多少倍。若换成孔家公子小姐，或许早不堪忍受，寻了短见。蒋经国就是在这种人生逆境中，锤炼了他的大众意识。
“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夫子的格言，没想到却应验在异国他乡。
当然，谁也不能忽视他的身份（连斯大林都不能忽视）——他是“太子”。
赣南新政，上海打虎，满口言论，与共产党如出一辙。除非太子，谁敢？
孙科敢。他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却不必担心被戴上红帽子投入监狱，或者杀头。堂而皇之写在宪法上的“自由”、“民主”，他是可以充分享用的。因为他是国父孙中山的儿子。
而到了连太子也必须缄口的时候，深切体验了中国政治的黑暗和变幻莫侧的蒋经国，只有仰天悲叹，用泪水倾诉“自由”、“民主”了。
有人跌落民间复起後，会变得无比贪婪。有人政治上受挫，会激流勇退，或一反常态，以百信的疯狂去角逐权力。
政治家蒋经国的伟大和高尚处，在于对理想和目漂的矢志不渝，并能在传统的惯性和情力中，不屈不挠地冲杀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民主和进步的道路。
1988年1月26日，台湾《自立晚报》刊登李簇峰的文章《不同观点评价蒋故总统》，认为，蒋经国一生中值得称道的两件事，其一为“蒋先生能够挣脱党内保守势力，推行民主化政策，毅然决定解除戒禁，开放党禁、报禁，这是历史性的决定”。
同年2月2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的文章《蒋经国的功过》，说：七十年代，他领导台湾的科技菁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经济增长率近十二年来，每年平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六十年代的五六百美元，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千美元。”
1942年7月4日，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赣州县长蒋经国，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铁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21）。
在那样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能发出这样一番颇像个中学生的罗曼蒂克的畅想，也见一颗清洁之心。
更可贵的，是认准目标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写50年代的蒋经国：
他几乎没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徵或排场，他白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像那个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三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22）。
在中国，地位如此显赫，而能如此潇洒、自信，具有平民意识的，还有谁？
父亲总统，儿子总统，使人想到封建帝王的子继父位。确实，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