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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仓库后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龙头。女人在你一低头就看得见的床铺上奶孩子，床铺下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一点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团，小一点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屋子里头，到处是碗、盆、锅、桶、瓮，接着从屋顶各处滴下来的水，于是上面雨声奔腾，下面漏水叮咚，婴儿的哭声、女人的骂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南腔北调的地方戏曲，嗯嗯唉唉婉约而缠绵，像夏夜的蚊子一样，缭绕在铁皮顶和隔间里的蚊帐之间。
一个头发全白、黑衫黑裤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间门口一张矮凳子上，一动也不动。经过她前面，才发现她眼睛看着很遥远的一个点，不知在看哪里，你感觉她整个人，不在那儿。
那是高雄码头，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们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样，但是，我都已经上一年级了，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了，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公家宿舍，而且动不动就得搬走，但总是个房子，四周还有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来，院子里还有一株童话书里头才会有的圆圆满满大榕树。
这些用脸盆到处接漏雨的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家，会挤到一个码头上、一下雨就到处漏水的大屋顶下面？他们原来一定有家——原来的家，怎么了？
然后我们又搬家了，从高雄的三号码头搬到一个海边的偏僻渔村。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边缘有个“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里头的人，更“怪”了。他们说的话，没人听得懂；他们穿的衣服，和当地人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初来乍到，马上要走，但是他们一年一年住了下来，就在那最荒凉、最偏远的海滩边。他们叫做“大陈义胞”。
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吗，我有个发现。常常在我问一个德国人他来自哪里时，他就说出一个波兰、捷克、苏联的地名。问他来到德国的时间，他们说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间，喔，我想，原来德国有这么多从远方迁徙过来的人，而且，他们大移动的时间，不正是中国人大流离、大迁徙的同时吗？
你对这问题，并不那么陌生。记得我的好朋友英格丽特吗？
就像华人会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或拉丁美洲一样，德人几世纪来也分散在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一九四五年一个冰冷的冬天，十岁的英格丽特，看着爸妈把珠宝缝进腰袋内侧、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里，用棉衣裹着几个祖传的瓷器，一个大铜锅用棉被包着，装满了一辆马车，一家七口上路，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波兰。沿着一条泥土路，车队和扶老携幼徒步的人流，远看像一列蜿蜒的蚁群。
快出村子时，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丽特说，包着黑色头巾的祖母无论如何要下车，而且固执得不得了，不准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着她下车，蹒跚推开教堂花园的篱笆门，走进旁边的墓园，艰难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了下来。
祖母怎么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别呢？英格丽特说，我们都以为，暂时离开一阵子，很快就回来——那块土地和森林，我们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着大家出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张卡片，写了几个字，然后从后门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过一片布满沼泽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进他家门缝里，再冲回来，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我爸看到我直骂。
我给米夏写的就几个字，说，“夏天等我回来”。
事后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个人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战胜者惩罚战败的德国，方式之一就是驱逐德人。一九四五年，总共有两千万德人在政治局势的逼迫下收拾了家当，抱起了孩子、哄着死也不肯走的老人，关了家门，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辈子以为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
一九四六年十月，终战后短短一年半里，九百五十万个难民涌进了德国，到了一九四九年，已经有一千两百万，难民几乎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街上走过来的每第五个人，就是一个“外省人”。
英格丽特跟我谈童年回忆时，我总有点时光错乱的惊异：带着“奇怪”德语口音的“外省人”从东欧流亡到西德，怎么住进大杂院、怎么被在地的同学们取笑、怎么老是从一个阁楼换到另一个阁楼、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父母总是跟一撮波兰来的潦倒同乡们在便宜的酒馆饮酒、用家乡话整晚整晚扯过去的事，说来说去都是“老家如何如何”……
英格丽特的祖母，到了西德的第二个冬天就死了。英格丽特自己，一生没和波兰的米夏重逢过。
15，端午节这一天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国军撤离行动开始。十万大军，衔枚噤声疾走，方向：码头。几十艘运输舰，候在青岛外海。风在吹，云在走，海水在涌动。
英国驻青岛总领事习惯写日记。他记载这一天，不带情感，像一个隐藏在码头上空的录像机：
刘将军大约在九点四十五分启航，留下了两千人的部队在码头上，无法上船。爆发大规模骚动。
10：30 共产党进入四方区。
12：00 共产党抵达码头，占领海关，骚动立即终止。
13：30 更多共产党穿过高尔夫球场……
14：00 得报告，两千被遗弃之国军强迫一挪威籍运煤船载送国军离港，本领事馆居中协调，与该国军指挥官谈判，拖延谈判时间，以便共产党有足够时间进城，问题自然解决。
16：00 共产党占领中国银行与中央银行。
16：30 共产党从四面八方涌入青岛。
18：15 共产党占领政府大楼，但尚未将国旗降下……显然他们没想到占领青岛如此迅速，他们人还不是太多。
这是不可思议的安静、和平的占领。
在刘安琪将军的指挥下，青岛撤出了十万国军和眷属。六十年后，到高雄小港机场搭飞机的人，如果有时间在附近走一走，他会发现，机场附近有青岛里、山东里、济南里……
国军第二被服厂从青岛撤到高雄，马上在高雄小港重新设厂。山东逃难来的妇女，不识字的母亲们和还裹着小脚的奶奶们，只要你背得动一包十件军服的重量，就可以去领上一包，在工厂边上席地而坐，然后在一件一件军服上，用手工钉上一颗又一颗的钮扣。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母亲和奶奶们脚边戏耍，也在他们一针一线的穿梭中，不知忧愁地随着岁月长大。这样的巷子里，从巷头走到巷尾，听见的都是山东的乡音。今天你在那附近走一趟，还会看见很多老婆婆的手指关节都是粗肿弯曲的，你知道她们走过的路。
以“苋桥英烈传”和“路客与刀客”两部影片得过金马奖、拍过两百多部纪录片的导演张曾泽，这年才十七岁，刚刚加入了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六团，就上了青岛前线。跟部队行军到青岛郊外，发现青岛郊外四周密密麻麻全是防御工事，铁丝麻袋遮盖着大大小小的军事掩体，坟，都被挖空，变成伪装的洞穴和壕沟。
枪声从四方传来，像冬夜的鞭炮。他知道，部队要“转进”了。
少年曾泽匆匆赶回青岛市中心的家，去拜别父母。一路上街道空荡荡的，像个鬼城废墟，不见行人，所有的建筑门窗紧闭。到了自家门口，父母亲从楼上下来为他开门，就这样站在门口，生离死别，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后来拍片的故事里，常有无言的镜头。
我看看父亲，他一向是个很严肃的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一直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只注意到，父亲的嘴唇都起泡了。站在父亲后面的母亲频频拭泪，站在母亲身旁的弟弟则楞楞地看着我。就这样，我与家人没说一句话就分手了——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这也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穿着一身戎装的国军张曾泽，匆匆辞别父母，然后全速奔向码头，跟他的部队搭上“台北轮”。张曾泽清清楚楚记得，上船那天，正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
那也是诗人管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十九岁，他在青岛。管管有首诗，很多台湾的中学生都会背：
荷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