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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一九四九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父亲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九年，从乌坵要回到湄州，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四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州岛，他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从乌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个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州，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的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零零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72，木麻黄树下
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那样忧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码。穿着海军制服的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得非常能干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73，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