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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一振。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的呢?山东有个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没听过博山,那我跟你说,它在临淄旁边,离济南也不远。临淄,是的,就是那个“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繁华首都。春秋战国是公元什么时候?我想想,应该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与古希腊同时。
日军占领了山东以后,父亲是煤矿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开始逃难,逃难的路上,父亲病死了,妹妹饿死了,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岁的文清在荒路上放声大哭找妈妈的时候,碰上一群扛着枪的人走过来,他就跟着这群人开步走,帮他们捡柴烧水打杂,休息时就可以换得一碗粥。
过了一会儿,这群人被另一群扛枪的人不知怎么打垮了,于是他就跟着这另一群人开步走,捡柴烧水打杂,在路旁喝粥。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么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着走。“班长给件衣服,副班长给条裤子,战斗小组长给双鞋,别人再凑些毛巾、绑腿、袜子什么的。两天后发支老套筒。别人子弹一百发,他个小,背不动,给五十发,手榴弹也减半背两颗。”
矿工的儿子瞿文清,就这样成了“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中共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风火速度赶赴东北,抢在国军之前。
“闯关东”的部队,一半以上是瞿文清这样的山东少年。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战败,哪里愿意再离乡背井,尤其是到比山东更北、更冷的关外。士兵们纷纷逃走;相对之下,十五岁就背起枪打仗的文清,已经是“老兵”,他必须防止士兵“开小差”。
日本人从前抓了很多中国人,关在集中营里头当开矿的苦力。为了防止逃亡,监视员除了层层上锁之外,劳工们在就寝前会像毛猪一样被剥个精光,连内裤都收走。现在,为了有足够的兵员到东北打国军,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来,睡前集体没收内裤,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丝不挂地逃吧!行军时,每个负责任的都有个“巩固对象”,被“巩固”的对象到石头后面大解时,也得有人盯着。
即便如此,少年们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给上级发电报,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由苏北出发的三万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没逃走、到了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和国军打仗的人,他们打,在德惠,在锦州,在四平,在长春,在沈阳,后来在华北、在山东……
山东,是的,台北也有条济南路,就在青岛路、齐东街、临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辽渖战役在九月十二日爆发,济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济南的国军有十一万人,攻城的华东野战军用十八万人在济南外围阻挡国军的外援,用十四万人进攻孤城,血战六天之后济南城破。九万国民党官兵“全歼”。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城破之后,解放军士兵满街走,二十三岁的卢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听说,对于国军的眷属,共军放行,她去跟他们要路条。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伤兵的样子,让卢雪芳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发抖。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哪来的青春胆子,竟然转身就对这两个兵大声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如吗!”
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