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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过程中，各地工人组织过很多小规模的工会。
到1881年，美加产业和劳动工会联合会建立的时候，埃迪生发明电灯刚2年，第一次电话试验刚5年，社会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条件远非今日可比。可是，在英国工会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劳工踏上了全国性组织的道路。1886年，美国劳联诞生，彼得·麦克伽尔担任书记。劳联号召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而且特别注意到，要发动女工参与工会运动。
有30万会员的劳联发动过几次罢工，有时失败，有些则成功地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的条件。劳联发动的这些罢工都是和平斗争。尽管在那个时代，多数企业主还没有意识到，有必要和工会谈判，有必要作出让步，工会的每一次成就都来之不易，但是工人的自我意识却在一步一步的觉醒。
非常难得的是，在一个矛盾冲突紧张的年代，却在对立的双方中都有人意识到，激化矛盾并不是惟一的出路，人们必须有理智和智慧地处理自己遇到的问题。
1893年6月26日，伊利诺州州长宣布赦免剩下的3名草集广场事件被告。他说，这3个人被赦免，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罪，而是因为他相信他们是无辜的，而那已经被处死的人，是歇斯底里和司法不公的牺牲品。
而劳联主席贡佩斯（Gompers）也曾经清醒地说，“那个炸弹不仅炸死了警察，也炸死了我们后来几年的争取8小时工作制运动。”他把草集广场个别人对警察的暴力事件，并不看作是“革命的正确途径”，而是刚起来的工会运动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在美国工会运动早期，人们就逐渐意识到，在劳资冲突中，政府的干预、立法和司法给各方留下的活动空间，对冲突的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争取妥协，争取双赢，不仅是可能的，也是惟一对所有的人都有利的结果。一方全赢，一方全输，长远来看，没有胜利者。
但是，走出一个双赢结果，还是需要双方的反思，首先是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产生。这条道路依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草集广场以后的20来年里，工会和企业主有过几次罢工对抗。工人们生活艰辛，自顾不暇，工会势单力薄，而企业主一方不仅有强大的财力，而且往往得到政府的支持，运用法律来限制和击败工会。1892年的钢铁工人大罢工，1894年的铁路工会大罢工，最终都在政府的武力干预下失败。在铁路工人大罢工时，克里夫兰总统甚至派出了联邦国民警卫队，尽管伊利诺的州长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因此，在这个时候，强势一方缓解矛盾的“双赢思维”的产生，显得尤为重要。
1902年，宾夕法尼亚的10万煤矿工人从5月12日起罢工，使煤矿关闭了一整个夏天。工人们拒绝调解，形成僵局。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从10月初开始干预，他指派了一个调解委员会，作为中间者和双方展开谈判。5天以后，矿工们开始上班。5个月以后，总统调解委员会做到了所有工人提高工资10％，并缩短了工作时间。这一结果虽然没有达到工会在罢工开始时的要求，却使这次罢工成为和平而有成就的罢工。
四、丹伯里制帽工人案
美国人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通过司法途径寻求解决的传统，也在一个看上去非常容易失控的工人“民众运动”中，注入了理性的规范。第一个走上法庭的著名罢工案件，是“丹伯里（Danbury）制帽工人案”。
1902年，康狄涅格州丹伯里的一家公司提出民事诉讼，告工人妨碍贸易，违反了反垄断法律，因为美国劳联的制帽工人工会组织工人抵制这家公司，原因是这家公司不许工人组织工会。
这个案子用了几年时间在联邦法院里一级一级上诉。1908年，联邦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了对工人不利的裁决。这个裁决的意思是，工人可以作为劳动者或消费者对某公司实行“直接抵制”，比如不买这个公司的产品，或者罢工，或不为这个公司雇佣，这种直接抵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工人不可以强迫其他的公司不买这个公司的产品，或者强迫别人不和这个公司合作（例如罢工期间不准其他人上班），这样的“二次抵制”是非法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抵制，但是不能强迫别人和你一样去抵制。法庭对丹伯里的184名制帽工人作出25万美元的罚款处罚。在最高法院裁决以后，全美劳联发起募捐，为184名制帽工人偿付罚款，以免他们的房子财产被没收。
这个裁决发出了两个信息，第一，司法诉讼有可能成为解决劳资冲突的途径，工会一方和雇主一方都有可能利用这样的途径，也都有必要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第二，工会对公司的抵制，只能在“直接抵制”的范围内进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明确规定二次抵制非法，从此以后，类似的二次抵制在美国工会运动中就消失了。不过，最高法院在同一案中也裁定，根据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工会可以在商家门口树立宣传标语和宣传员，告知民众，他们要抵制的某公司的某产品是“不公平的”，号召民众“不要购买”，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说这些卖商品的商家也是“不公平”的，不能号召民众不去购买这些商家的所有商品。后面这种做法就是“二次抵制”，就是非法的了。
在这里，美国司法独立和司法系统在建立“公正”信誉的努力，首先建立起了美国民众的法律文化，这对事态发展走向良性循环起了极大作用。假如没有这一条，法院无理偏袒政府或企业，工人不服就冲击法院，那就真正是乱成一团，没有解药了。
1909年，2万制衣厂工人，大多是女工，而且几乎都是东欧新移民，在制衣女工工会的旗帜下，发动罢工，她们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最终争取到了每周52小时工作和增加工资的条件。1910年，5万制衣工人在纽约罢工。他们请出了著名律师路易斯·布兰迪斯来谈判。在他的努力下，这次罢工取得了重要的结果，不仅为工人争取到了有利的报酬条件，而且开创了和平谈判的范例。布兰迪斯后来还担任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第三部分 读书（一）劳动节春秋（3）
五、从“黄狗契约”到《民权法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20年，是美国工会运动的不稳定时期。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常常被诬蔑为不爱国的叛国活动，是反对美国的非法的阴谋活动。企业在雇佣工人的时候，常常要求工人在雇佣合约中签字保证不参加工会。这样的契约被叫做“黄狗契约”。
但是美国工会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工会就成为政治家们不可忽略的力量。到1919年，全美劳联仍然有400万成员。在1924年大选的时候，全美劳联号召工人既不要把票投给共和党的候选人，也不要给民主党的候选人，而是投给第三党进步党的候选人，一个对工人和农民比较友好的参议员，结果进步党在大选中得到17％的可观票数，从此令政治家刮目相待。
30年代的大萧条，美国民众进入了现代史上生活最艰苦的年代，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率高达1/4。也就是在这大萧条的年代里，联邦政府开始了一系列干预劳资关系的立法。这一过程一波三折，由此奠定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基调。
1932年，福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1933年3月，罗斯福开始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养活失业工人、恢复全国信心的计划。在他的敦促下，国会立法建立“全国恢复管理局”（NationalRecoveryAdministration），NRA的7a分部专门管工会的登记，负责保证工会的合法存在，并以工会集体的力量和雇主谈判。尽管7a分部并没什么实权，它的建立却被千百万工人看成是政府为工人参加工会打开了绿灯。
全美劳联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展会员，他们的传单上写着：“罗斯福总统要你加入工会！”
可是，不久，当时保守的最高法院认为罗斯福的新政过分干预私营经济，在一次裁决中宣布，NRA是违宪的，不再存在，NRA的7a分部也自然消失。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家认识到立法干预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经济平稳的时期，还是在经济萧条的困难时期，劳工和资本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对抗而寻求双赢的关系，力量和利益必须在困难的协调下达到平衡，而政府必须在这样的平衡过程中起积极的作用。这样的思想，在以往政府不干预经济的传统中是没有的。
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