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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移民都有同样的经验：历尽艰辛，温饱之后，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们想到的会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一罐特别腌制的咸菜，一杯飘散着特别清香的绿茶，一个母亲种在后院的果树上的果子。就这样，他们开始千方百计地寻觅这样的情感慰籍，一丝一屡、一草一木地向他们新的家园移过来。于是，移民不仅是人的迁徙，物种也开始超越它们本身的传播能力，开始漂洋过海地在各大洲之间流动。不但是移民，就是人的越境旅行和交往也带来这样的物种交流，中国的西红柿和土豆就是这样来的。西红柿的前缀指其来自境外的“西方”，而土豆在中国南方被称作“洋山芋”，此“洋”也就是“外洋”了。
北美的移民也不例外。在我们这里，有一种叫做“沙萨弗莱沙”的树，我们刚来就被它吸引。它长得很高，春天开花，秋天有着别致的亮黄。朋友塞林娜曾经特地在人们挖掘土地时丢弃的小树苗里，给我们找来一段树根。它的根部肥大，有一股奇异的香味。这就是它从遥远的欧洲来到北美的原因。因为法国人习惯用沙萨弗莱沙的根部泡茶。法国裔的移民就孜孜不倦地向北美移栽这种树苗，以此治疗他们的乡愁。沙萨弗莱沙特别不耐移植，我们曾试图从邻居那里移栽几棵小苗到自己的院子里，用尽各种方式，屡试屡不成。可以想见当年北美的法国移民千里迢迢地一次次尝试，怀着怎样的思乡之苦和“植物疗伤”的坚韧。
于是，亚洲的栗树也就这样涉过大洋，进入了美洲。
一百年前，物种交流引起的一场大灾难，终于在美国东部爆发。灾难就发生在“树王”身上。1904年，在纽约市的布朗士动物园（The Bronx Zoo），人们惊讶地发现，一棵巨大的美洲栗树开始枯萎。更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不久，美国东部的栗树相继开始枯萎和死去。植物病理学家很快发现，这是由亚洲移植的栗树所携带的一种霉菌而致。亚洲栗树对这种霉菌有很强的抗病力，美洲栗树对此却毫无抵抗能力。当时的科学家没有任何方法遏制这种霉菌的扩散。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一棵棵巨木染病，看着它们的绿叶开始失去光泽，继而卷曲、陨落。生命的绿色汁液从枝桠的尖端开始，向下退去。从第一棵树的发病开始，只经历了短短几十年，到上世纪50年代，美国东部地区900万英亩森林中的主要品种——美洲栗树，已经事实上全部被灭绝了。巨大的栗树依然站立，却已经是一尊尊无生命的塑像，它们站立着，似乎只是为给人类以警示。
又经过40年，待我们来到这里，美国东部的美洲栗树已经了无痕迹，就像一段历史的见证，被生生抹去。在我们感叹这里森林的壮观的时候，并不知道，眼前的美国东部森林，其实已经因美洲栗树的消失，整整缩小了一个尺寸。这里仍然有少量的栗树，那是亚洲栗树，可是出枝低，树干不那么直挺，树型也小得多。100年来，美国的科学家一直在梦想着恢复美国东部原来的森林景观，在孜孜不倦地寻求培育能够抗御霉菌的美洲栗树的方法，包括和亚洲栗树杂交，等等。1983年，美洲栗树基金会成立。基金会筹措资金，采取合作研究的方式。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直到基因科学的发展应用到这个研究领域，人们才得到突破性的进展。他们今天至少知道，以前的研究错在哪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知道，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什么，知道他们确实有能力，把失去的梦境，重新寻找回来。但是，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时间。
美洲栗树基金会得到了大量科学研究机构的支持，也得到大量民众的捐赠，因为他们有着同一个梦想。最近，住在宾夕法尼亚的玛丽·安娜·欧南，把自己拥有的82英亩的土地捐给了基金会，作为美洲栗树的实验种植基地。这块土地正位于当年栗树林区的中心地带。玛丽从小就听自己的父亲一遍遍地讲述美丽的栗树林。现在，她捐出父母留下的土地，作为恢复古老的栗树林的实验基地。她觉得自己想不出更好的方式，来纪念自己怀着栗树之梦的父亲和母亲了。
自然生态的毁坏，常常是一件人类可以轻而易举就做到的事情，但是要恢复，却是如此艰难。大量物种消失之后，甚至永无恢复的可能。美国的科学家说，即使今天就培育出能够抗病的美洲栗树，即使今天就能够种植同样数量的树苗，要恢复当年的东部森林景观，仍然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我们的邻居、78岁的杰米老头说，一旦培育出了抗病的美洲栗树，他一定要立即去买一棵栽在自己的院子里。他虽然看不到重新站起来的栗树林了，可是，有人会看到的。
我说：是啊，我们也要种一棵。
第二部分 走路（二）居所
“居所”这个词儿，看着真是再简单再直白不过了。它显然就是指人类的“居住场所”，或者说是“栖身之所”。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概念，却一直和人类文明发展史这样一个复杂沉重的东西挂在一起。这么一挂，居所二字也就变得含混暧昧起来。
于是，居所问题，有时会变成经济问题。例如，在今天，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怎么说，也算是一个起码的经济指标。居所又跑不了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学命题，在发达国家，无家可归者，也就是居无定所者的数量和状况，不仅是社会学家，也是全社会严重关注的对象。
冥冥之中，居所的定义都在随文明的发展演变。就说穴居，它曾是我们祖先最正常的居住状态。可是今天，谁要说是找个石洞，或者刨个山洞就住进去，他自个儿怎么说冬暖夏凉都不管用，没人会承认他解决了“居所问题”。他至少得把那个栖身之洞来点加工，再简单也得加工到今天中国陕北窑洞的文明程度，才会有人认账。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简单的居所比较，甚至会引发出所谓文化比较这样的重大课题。岭南大学奠基人陈序经，就曾以其1924年对美国居所的考察，将我国“城市的达官贵人的住宅”，“与美国的一般工人、农夫的住宅相比较”，前者竟“相形见拙”。他以典型的居所比较作为重要的实证依据之一，构筑了他相当土气的“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他直言不讳的理论，直到今天读来还让人们饱受惊吓。
建筑不仅仅是居所，可是居所属于建筑的范畴，这显然没有争议。因此，居所一向被建筑理论和建筑历史学家看作是自己当然的囊中之物。在传统的建筑研究中，居所落在建筑的住宅部分。它虽然从一开始就在建筑史上露头，但却迟迟撑不成一个大角色。其原因是传统的建筑理论研究，偏重于艺术风格和建筑结构的发展，以及文化内涵的表现。面对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建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甚至建筑的典雅主义、粗野主义、浪漫主义、折衷主义，这样很“主义”的庄严表述，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住宅建筑为什么被迫谦虚，为什么它很难与公共建筑的这样的大块文章相提并论。
在漫长历史中，宗教建筑、纪念性建筑，甚至帝王陵墓建筑，以人类在它们身上所奉献的时间和金钱、智慧和信仰、才华和想象，已经耗尽心力，再没有多少余力去关照自己的居所。公共建筑自然地吸引了建筑研究者的主要目光。也许有人会说，皇宫算个例外。可是，就拿北京故宫来说，眼看着满朝文武呼啦啦地跪了一地，谁又敢说，这不是一个中央王朝的政府象征，而只是皇上的一个“居所”？
在中国余姚河姆渡村，距今六七千年前，已经有了榫卯结构的住宅。可是漫漫几千年，人类的居所似乎还停留在一个距河姆渡不远的水平，它只是一个避风雨的庇护所。居所开始有艺术风格，变得功能复杂，发展成为“住宅建筑”，是在人对自身的重视和肯定时开始的。人们常常以为，居所简陋是因为没有实力改进。从整体能力来说，长期的居所落后并不是财力不够。只是人类把钱投向了权势与庄严。个体的人本身既被忽略，也就更谈不上他们容身的居所。
居所本身的发展，几乎沿着人的尊严发现的走向。在对文明发展灵敏的城市，总是帝王神灵领先，然后是总督贵族，再是市民社会发展后的市民。这条线索是阵发性的，掀起一个个住宅风格发展的小浪潮。例如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后贵族府邸的一波波浪潮，以及市民住宅的温情发展。而与此同时，另有一条稳定线索，就是在静穆乡间，人在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