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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扔掉，以免招惹麻烦，他却舍不得。鬼子从他上衣口袋里搜出了那个小电容器，陈先生说自己收集电器组件是个人爱好，没有其它意图。日本人不信，把他拉到家里搜查，起获了其它不少电器组件，包括他跟我三哥装了拆、拆了装的那架日本收音机。除了这些器件，陈先生家里没有任何违禁物品，日本鬼子却没有放过他。他们把陈先生关进监狱，施以酷刑，追查他是否与地下抗日活动有关？收集拼凑电器组件，是否试图组装联络工具，与岛外反日情报机构联系？他属于什么秘密间谋组织？谁是他的上司？发展了哪些成员？有过什么活动和计划？
陈先生什么都说不出来。日本人从邻居那里得知三哥跟陈先生走得近，经常在一起鼓捣东西，于是把三哥抓来问。三哥证实陈老师说的都是真话，日本人不信。
他们没打三哥，却把他拉到陈老师受刑现场吓唬他，要三哥老实招供。
那时陈老师已经人事不省，血肉模糊。
三哥说：“他是好人，什么都没做。”
日本人威胁连三哥一起打。三哥说：“打也一样。”
当晚陈老师死于刑讯。
三哥备受刺激。陈先生是他恩师，对他有过很大影响，一朝死于非命，因为如此莫须有罪名，让三哥异常悲痛。
他说：“陈先生没发展反日分子。日本人自己发展了。”
我从他轻描淡写的话音里听出一股咬牙切齿之恨。
那时候厦门岛上很乱，日本占领军横行霸道，汉奸特务无孔不人，大批居民内迁逃离，不得已留在侵略军铁蹄下生活的百姓战战兢兢。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三哥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躲在我们家木屋的小阁楼上不下来，有时一躲一天，母亲、大姐喊他吃饭，他才从木梯上爬下来，吃完饭很快又爬回阁楼。
母亲非常诧异，不知道三哥惹什么祸了，在上边躲哪个冤家。厦门岛上乱哄哄，日本兵的刺刀亮得吓人，路头路尾到处死人，躲在家里不出门也好，但是阁楼上又窄又暗，乱七八糟堆着杂物，这么大一个男孩，老待在上边不憋气吗？家里可以待的地方多的是，不行的话就到天井去坐着，起码空气好。
三哥说：“上边好啊。阁楼虽矮天地大。”
他称自己在阁楼上修行。以前大和尚修行要钻山洞，咱们家木头房子没有山洞，有阁楼。家中其它角落比不上，阁楼最适合修行。
母亲将信将疑。
我对三哥的所谓“修行”充满好奇，因为十分古怪。我们家阁楼在二楼屋顶下边，那其实就是个小隔层，最高处不过一米多点，加上堆满杂物，到处尘土，空间非常狭小，三哥那样的高个子，上去只能坐着，行动必须窝腰，那有多舒服呢？阁楼不安固定楼梯，上下都要通过活动梯子，我们家有一架长竹梯，供阁楼使用。竹梯比较长，占地方，家中位置小，摆不下，平时不用，我们会从二楼走廊把竹梯伸出窗子，把它横挂在木屋窗外，那窗子下安有几根铁钩子，供我们悬挂木梯。母亲有一回闲扯，说那几个铁钩子是死鬼在的时候钉的，仅从这几个铁钩子看，我们的父亲实相当聪明灵巧，知道如何拓展有限的生存空间。由于阁楼只堆放家中杂物，平时不太有用，长梯一向闲置，到了三哥“修行”才被频繁使用。我注意到三哥每一次从阁楼下来，都会把梯子搬走，挂回窗子外边。我们家梯长窗小，搬动梯子挺费劲，三哥却一丝不苟，一定要搬开挂好，然后才去吃饭干活。待完事回来，再开窗取梯，架好了上阁楼继续“修行”。他本来不必动那梯子，让它在阁楼楼板靠一靠又不碍事，他自己不是还要再上去吗？如此频繁搬动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想在他离开的这点时间里，让别的人顺着梯子悄悄爬到那上边去。
我断定阁楼上有秘密。
有一天三哥又上阁楼“修行”，我看着那架长梯，心里不禁发痒。仔细倾听，阁楼上静悄悄的什么声响都没有，心里越发痒得难受。后来实在忍不住，情不自禁就爬上那架长梯。我的个子小，分量轻，加上非常小心，梯子在我脚下轻轻晃动，发出轻微的“吱吱”声，响动很小，没有惊动三哥，直到我把脑袋探上楼板，他还浑然不觉。
其实他没干什么，就是坐在一堆杂物里看书。他的身边堆着破板凳、装满破旧物品的肥皂箱、旧鞋子，还有一架坏摇篮。阁楼斜前方有一面天窗，天窗的光照到阁楼前部，三哥在楼板铺一张油纸，捧着一本书坐在上边，就着天窗的光线，看得出神。
我很失望，喊了他一句：“喂。”
他抬头看我一眼：“臭澳妹。”
“臭三哥。”
“下去吧，小心点。”他说。
我很听话，当即爬下竹梯。
事后我问他，阁楼上“修行”好玩吗？哪里不能看书，躲在肥皂箱坏摇篮边，书上的字就会跳舞了吗？他笑，说我还小，不懂，长大了才知道。
我不服气：“现在我都知道。”
“你知道钱以未吗？”他问我。
我想了一会儿，忽然想到这其实是我们父亲的名字。
“阿姆骂他死鬼。”我说。
他告诉我其实钱以未不是死鬼，是乱党，共产党。共产党共产共妻是瞎说，他们信仰一种主义，要创造一个理想社会。
三哥还知道父亲本来叫“乙未”，写来写去慢慢变成了“以未”。两个叫法读音一样，字不同而已，父亲自己常用“乙未”，别人则大多把他写成“以未”，可能因为“以”这个字用的地方比较多，大家习惯，就以为是这个了。
三哥很少跟我提及父亲，他忌讳父亲，似乎比母亲更甚，这与他的生母有关。三哥的生母是台湾新竹人，三哥从懂事起就与生母生活于乡下，生母在他们家附近一所教会医院当护理，一向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生母告诉三哥，父亲在他出世前死于恶性传染病，三哥一直深信不疑。三哥八岁那年上了小学，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家中一地狼藉，橱倒箱翻，东西丢得到处都是，生母却不见了。三哥大惊，跑到外边查找喊叫，这才看到她倒在后院一棵树边，浑身是血，已经死了。警察赶来现场查验，判定是遭劫被杀，案子却始终未破。生母死后三哥成了孤儿，生活无着，被迫退学，在乡间流浪乞讨。有一个陌生人找到他，把他带到台北，送上开往厦门的渔船，那时三哥才从陌生人嘴里知道自己的父亲叫钱以未，人还活着，关在日本人的监狱里，父亲于狱中交代把他送回厦门。
因为这些往事，每当母亲骂起死鬼，三哥也在心里跟着骂，对父亲满怀怨恨。天底下有这样当父亲的吗？丢下两边妻儿不管，自己满世界乱跑，这里被抓那里坐牢，连累家人备受屈辱煎熬，这算什么父亲？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现在看这个钱以未也不容易。饱受磨难，矢志不改，他靠什么呢？”三哥说。
我连父亲长什么样都记不得，我哪里知道他靠什么。
“他是使徒。”三哥说，“碰上了算咱们应该。”
三哥直呼父亲的名字，像是提起一个不相干的人，他的话还是那么轻描淡写，略带讥谑。我问三哥什么是“使徒”？他让我去教堂看看。世界上有一种人特别虔诚，他们有信仰，为了信仰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去。
初中毕业后不久，三哥离开厦门，公然出走。我们钱家几个孩子离家的方式各自有别，三哥的方式最为独特。
那天下午他没出门，也不到阁楼上“修行”，只在房间里忙他的。傍晚时分母亲进厨房刷锅，准备给家人做饭，他忽然跑到厨房，问母亲晚上有什么好吃的。母亲告诉他有鱼，还有几样新鲜蔬菜。他让母亲别忙了，去厅里坐一坐，晚饭交给他。以前都是母亲烧菜给大家吃，今天让他来试试。
“你还会做菜？”
他说他平时很留意母亲烧菜，自己暗中学过，在陈先生家也试过。
当晚我们吃他炒的菜，居然很好吃，母亲、大姐和我同声夸奖。吴春河那天也在，他跟三哥开玩笑，说以后阿康不愁找事做，可以去开个小饭馆，招揽食客养家糊口。
三哥也开玩笑：“以后阿姆跟我住吧，我天天做饭炒菜，让阿姆享口福。”
母亲感觉有异：“阿康怎么说起这个？”
三哥忽然离开餐桌，跪在地上给母亲磕了个头。
母亲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