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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陈立刻向前冲去追赶吉普车，大姐跟上，对方几个人发怔，耽搁片刻，才不约而同开步追赶。吉普车尚未滑远，速度还不够快，可以追上。只一眨眼间，小陈冲到吉普车驾驶室旁，拉开车门蹿上车，随后大姐也赶到，上了后排，跟那两个小孩坐在一起，他们一起把车门关上了。
小陈没踩刹车，他开油门，发动机器，开足马力逃命。
对方在车后大喊，以开枪威胁，却没有射击，可能因为车上有村里的小孩。眨眼间吉普车转过山坡，大姐让小陈停车，把孩子放下车，再继续逃跑。
这时大姐才告诉小陈，昨天他们从厦门动身后，她心里一直感觉异样，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却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她脑子里总有一个人在晃，就是几天前小陈送她回家时在巷子口缠住他们的那个特务头头，姓柯的特派员。
“刚才这几个是他的人吗？”小陈疑惑。
“这几个倒可能真是游击队的。”大姐说。
赶回旅店时正好是中午，主任刚刚起床。
“猪圈修好了？”主任追问。
大姐笑笑，说大舅已经不养母猪，皮箱里的金砖不知往哪里送。
“发愁啥，拿来给我。”主任哈哈，“下午干什么？”
大姐报告，当天下午继续看货，晚上供货商还有饭局孝敬长官。
“没什么事吧？”主任问。
“平安无事。”
“今天这个日子不错。”主任说。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隐秘暗号
大姐是什么人？除了我熟悉的大姐头，她肯定另有一个面目，于我非常陌生。
我们家里，我最依赖大姐，大姐比我大十岁，我出世之后基本是在大姐的背上长大的。当年大姐自己也是一个女童，母亲把她当做童工使唤，让她成为我的专职保姆。母亲靠自己一双手打水洗衣，维持一家大小生活，从早到晚团团转，没有时间照料我，我这个小不点女孩被全权托付给大姐。大姐拖着两行鼻涕，承担起别人家母亲才承担的职责，给小不点喂米糊，换尿布，抱着哄着，出门把我绑在背上，睡觉时让我蜷在身边。从我懂事时起，大姐在我心中不只是大姐头，她有如母亲。
大姐还是我的老师。抗战初期，大姐在附近一所乡村小学教书，日本占领军横行霸道，学校内外都乱，大姐怕我荒废学业，特地把我从原先就读的小学转到她那里，跳一级插到她的年级，亲自教我。那几年我在学校里得管她叫“钱姓”，也就是“钱先生”“钱老师”，回家才能叫她大姐。在此之前我书读得稀里糊涂，直到成了大姐的学生才忽然开窍，被她调教出来。而后成绩一路上去，成了班上的尖子。
若干年后角色倒了过来，大姐的儿子亚明轮我抱着长大，从一岁直到三岁。大姐生下亚明是在抗战最后一年，当时她和姐夫还在永安。抗战胜利后她和姐夫回来了，一个肉团子一般带着股奶香的小男婴被她塞到我的手里：“澳妹你抱。”
我心甘情愿照料小外甥。大姐曾是我的全职保姆，此刻我只能算是兼职，在课余时间帮工。母亲年纪大了，不再做工，只在家里做家务。亚明是我们家头一个第三代的孩子，虽然姓吴不姓钱，却是男孩，得到母亲极大的看重和宠爱。只是她身体不好，手臂无力，已经不太抱得动孩子，通常是动嘴不动手，指挥我为亚明办这办那。抗战胜利之初大姐很忙。她是市政府雇员，而后进警备司令部穿上制服，天天要去上班，事情没完没了，早已不是当小学老师时的样子。不变的是她依然“紧性”，风风火火，说一不二。她回家后，我们家的主导权又从母亲手里转移到她手中，包括亚明的监护权。大姐总是想把他交到我的手里，不放心让母亲围着转。
“阿姆不要老是死啊活啊骂，小孩学粗了。”她说。
母亲很生气。
那一年冬天厦门特别冷，感冒大流行。亚明生病了，病相凶险，头天喉咙痛，第二天发高烧，接连三天不退，全家人急坏了。孩子送到医院住院，医生诊断是患了肺炎，狠下重手，开了最厉害的药，却未见有效，高烧稍微压下一点，转眼又冲上去，比用药前还高。小不点男孩受不了折腾，几天下来，整个人烧迷糊了，吃什么吐什么，从早到晚昏睡，奄奄一息。医生通知孩子病危，只怕不行了，家长要有心理准备。
那几天我请了假，天天守在医院里照顾小外甥。看着孩子饱受折磨，一点一点蔫下去，真是心如刀割，无法忍受。大姐更是焦虑万分，她在医院里跑来跑去，竭尽全力帮助儿子与病魔相搏，渡过难关。
有一件事让我匪夷所思：姐夫突然离开了厦门。
姐夫吴春河当时在厦门一家报馆做事，住在我们家里。姐夫有一副好脾气，他比大姐大不少岁，在家里却是个受气包。大姐什么时候不痛快了，动不动会朝他喊叫——这种秉性估计出自遗传，大姐跟我母亲最像。吴春河对大姐的喊叫从不当回事，你喊你的，他做他的，既不回嘴，也不误事，等大姐自己偃旗息鼓。姐夫这种本事让我很佩服，我思忖他要比我父亲能忍，父亲会不会是因为受不了母亲的脾气，这才离家不归？我知道大姐常对姐夫使性子，家里唯一能够管她的却还是姐夫，她其实很听姐夫的话，只不过不高兴了要吼几声而已。
亚明住院那几天，姐夫没少往医院跑，一来就摸亚明的额头，一张脸万分沉重，除此之外他帮不上什么忙。亚明病危的前一天黄昏，他匆匆赶到医院，看过孩子后，把大姐叫到外头去说话，我留在病房里。
我听到他们在外头吵了起来，隐隐约约，我听到姐夫提到了什么“任务”。大姐朝姐夫喊：“你去死！”
大姐不光脾气得自母亲，骂人也得自母亲真传。她把我吓坏了。
一会儿大姐走进病房，一言不发坐在亚明床边。姐夫跟了进来，什么话都没说，伸手摸摸亚明的额头，把他的小被子捂好，转身离开。出门前他把身上的皮衣脱下来，披在大姐身上，大姐负气一摇身子，皮衣滑落于地，他拾起来再披上去。
那天很冷。
姐夫就这么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去了台湾。
姐夫走后第二天，亚明高烧再起，昏迷不醒，身子开始抽搐，医生想尽办法，无能为力。当晚我陪大姐守在病房，大姐看着躺在床上无助的儿子，眼泪一串串落下来。她把亚明抱下床，捂在怀里，在病床边坐了一夜，不吃不喝，不说不睡，不听人劝，不让人帮，死死抱着儿子不放。
这孩子居然在她怀里挺了过来。
后来她告诉我，整整一夜她都在跟亚明说话，翻来覆去三个字：活下去。无论如何，她可以去死，亚明不能死。这么小的孩子，这么好的孩子，他应当过上好日子，决不能死在那前边。她还跟亚明讲林壮国，阿国头上挨了几大棍，肚子上被捅了一刀，死在她的怀里，那时她感觉天都塌了，她不想活了。亚明是乖孩子，千万别让她再受那个罪。亚明昏迷不醒，却与大姐心灵相通，他听到了，他很听话，终于撑住了。
次日下午亚明开始退烧，病情稳定下来。
大姐累得筋疲力尽，我让她去睡一觉，孩子由我来照顾，她同意了。离开病房前她把姐夫留下的皮衣披在我的身上。姐夫个子不高，我和大姐个头更小，他的皮衣穿在我们身上有如大衣，特别暖和。我把两手插进皮衣口袋，手指头摸到了一个小纸团。那纸团没什么特别，就是一张揉成一团的小纸头，打开来，纸头上什么都没有。
恰在那时亚明醒了，哑着嗓子喊姨，说渴。我把纸头丢在病床边小桌上，赶紧找杯子倒开水，掺点白糖给孩子喝。急切中开水洒出杯子，泼到小桌上，洇了那张纸。我看到有字迹从开水烫到的地方显露出来。
纸头上没头没脑写着一句话：夜七时太古码头麻子原暗号。
我大吃一惊。赶紧把纸头塞回口袋。
我无意中撞见了一个秘密，这张纸是密写纸，上边的文字显然是联络指令。大姐只睡了一个多钟头，匆匆回到病房。我告诉她亚明都好，脱下皮衣还给她，还指了指皮衣的口袋。我看到她顿显紧张，伸手去掏口袋，从里边拿出那张纸头。她居然看都不看，直接把纸头塞进自己的嘴里。
“没给别人看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