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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小日本经济侵略又能挣钱，这事何乐而不为？所以爱国心与经济利益的驱使，大大加快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１９年，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面粉业等轻工业，始终就只有轻工业发展最快。张謇成为民族工商业的楷模。著名的实业家还有周学熙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张謇甲午科状元，授官翰林院编修08，你一进翰林院就等于这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了，翰林院为国家储才之地，像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都是从翰林院出来的，进了翰林院几年就能升到个三四品，然后一二品就上去了。结果他干了一百多天，回家做买卖去了。这就是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实业家，中了状元不当官，自己做买卖，实业救国，而且他是晚清宪派的首领。
死守土地结
这个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只是“短暂春天”，还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现在它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当然，民族企业中，重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虽然不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但是革命的支持者，上海的商人就跟同盟会领袖建立的联系。在不同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态度也会不同，有些地方，资产阶级比较活跃，有些地方资产阶级采取观望态势。
袁世凯同孙中山公开的冲突爆发后，资产阶级需要考量自身利益。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敢佛能放开表示亲近或是敌视。Ｔ xtｘｚ动荡的局面让资产阶级变得短视。中国资产阶级从产生起，其革命性与妥协性总是相伴相生。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绝对优势，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不放弃土地或其他封建剥削。电视剧《橘子红了》那里头的老爷在城里面有买卖，乡下还有橘园一大片，如果把那个橘园给卖了的话，把钱投资在工业上不是更好吗？但是他认为土地最保险，最起码，地价肯定是不断地涨，不可能有跌的时候。工厂我万一经营不下去了，我就把工厂给卖了，绝对不会把地卖了。他就没想过战争一旦爆发了，地没法背着跑，工厂机械设备装船运走，到了大后方租几间房又能干起来，但是这地怎么办？小日本一来，这地就全没了，你不能把地挖出来背着走，所以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很要命。你看比尔·盖茨再有钱，不会说拿着去搞房地产去。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不起来，“以末置财，以本守之”，造成发展缺乏资金。
第四章说不尽国共情仇（国共十年）
１尽现些锦绣文章
复古一把火
列强是没什么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袁世凯印了日历送给各国使馆，那日历上写的中国帝国洪宪元年，人家都不要，人家就要民国五年的挂历。尤其是日本最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日本认为袁世凯一称帝中国就统一了，中国统一对于日本是不利的，他希望中国闹哄哄的才好。中国政治上混乱的局面，迫使先进知识分子加快脚步寻找新的出路。资本主义经济短暂的发展，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介绍到中国，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为了抵制和对抗民主共和的理念，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运动。
１９１３年后，袁世凯接连发布《尊孔令》、《祭孔令》，并组织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袁世凯粗人一个，但也知道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独裁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相信革命。他要与民主主义的学说对抗，赶走这只洪水猛兽，剔除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袁世凯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他所使用的武器，便是经过他改良的孔孟之道。
袁世凯推崇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的特性，为立国的精神。还亲自跑到孔庙拜祭，据当时的记者报道，完全是就是带帝王尊孔祭天的翻版，袁世凯从始到终，三跪九叩不敢有任何的懈怠。借此机会，不少遗老遗少替袁世凯复辟帝制唱赞歌。袁世凯自己也就理直气壮地“顺天”而为。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黎叔是湖北人，参与北洋水师对日的作战，曾多次去日本考察，后随张之洞回湖北，参与训练新军。当年黎元洪对革命万般仇恨，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杀害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陡转直下，黎元洪躲了起来，最终还是被革命党人找到。革命党人正在物色一个蜚声中外的领袖人物做统领，黎元洪刚好就是他们要找的人选。出于对革命成果的震惊和不合作就会被处决的胁迫，黎元洪担任了湖北总督。后来在南京政府中任职。黎元洪出任总统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要求中国参战。日、美两国都希望能够操纵中国参战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日本极力拉拢段祺瑞，美国支持黎元洪，国务院同总统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府院之争。段祺瑞甚至通过张勋复辟帝制，以求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但是复古不过是一股逆流，挡不住革新的呼声，张勋复辟很快夭折，孙中山把国会合约看作共和国的真谛，举起了护法运动01的大旗。［图注450］
烈火燃烧我
中国自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被动地经历着撞击带来的剧痛。海防时期，魏源开其端绪，徐继畲接受新知识之滥觞，提倡研究地理之学。洋务时期，学习西方的技术练兵为先，后期洋务论转而成为时务论。维新时期，革新从超痛转向民间普遍宣传，人人都感觉有改革之必要。但治其标不治其本。三民主义，集中国文化和世界思潮之大成，对科学主义迎头赶上，对民族主张心理建设。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介绍西方文艺＼哲学＼经济，了解西方文化，却对中国社会认识不清。［图注451］
民族资本发展，工业化更进一步，先学人家的什么，技术。fei凡结果甲午一战证明光学技术不好使，同样的洋枪快炮，同样的铁甲战船就干不过小日本，所以开始学制度。学制度问题更大了，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好，这么好的制度怎么一拿到中国来就变样，搞君主立宪各国都搞，我中国弄一个预备立宪皇族内阁，结果大总统来个下一任总统由我指定，后来中国人就开始琢磨，最该彻底改变的是中国人的思想。［图注452］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袁世凯复古思想相对立，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
１８９８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维新变法后，慈禧太后没把它废除，１９１２年民国建立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老师都是前清的举人、进士或翰林，上课主要教学而优则仕，学生读书的目的是出来要做官。那时候的北京大学跟衙门差不多，北大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教授，精通九国语言的辜鸿铭先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辜先生是出身在南洋的华侨，在西洋上学，太太是日本人，多年担任张之洞的母料，毕生效忠清廷，一直到民国都没剪过辫子。他自己讲他自己：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辜先生认为纳妾，缠足，这都是中国的国粹。他见到英国人就拿英语骂，见到法国人就拿法语骂，见到德国人就拿德文骂，北大一帮洋教授都被他骂得服服帖帖，成为北大一景。
后来蔡元培先生来到北大任校长，蔡元培先生前清中过进士，进过翰林院，也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可谓学贯中西，论旧学进翰林院四书五经倒背如流，论新学也不逊于人，更兼推翻满清是革命元老。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蔡先生就是教育总长，蔡先生到了北大担任校长，要改造北大，你讲什么都行，只要有人听，就有课堂。这样，北大的阵地被夺了回来，从前清遗老手里给夺回来，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基地。
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前，开校务会多半讲英语，预料教务会更是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像聋子一样坐在角落，痛苦万分。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教务会发言一律改为国文。外国教授反对，蔡元培争锋相对地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讲中文。从此，大会发言，一律说国语。蔡元培担任校长期间的北京大学，可谓“思想自由，兼容并蓄”。
新文化运动提倡反对专制，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