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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规定显然不是哥大特有的。我在上文提到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哲学研究所，眼看着已经念了三分之二规定的年限了，却转学到哥大去。我在该处就说明了康乃尔大学也有类似的规定，那就是每个博士候选人，必须缴交五十份印刷好的论文。所谓印刷好的，可以是由出版社出版的，也可以是自费出版的。如果康乃尔大学的这个规定在胡适念书的时代就有了，哥大也有可能在当时就有了这个规定。然而，即使这个规定在胡适留学时代就已经有了，它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胡适拖了十年才缴呈他的论文。余英时说胡适1920年对哥大中国文学教授的缺有兴趣，1922年又接到哥大的聘书（虽然最后决定不就），然后1923年又有赴美开会的机会，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胡适延缓出版或缴呈他的论文，跟他可能有美国之行又有什么关系呢？胡适1926年12月26日从英国打电报要亚东图书馆寄一百册《先秦名学史》给哥大，＇8＇就是一个最好的反证。他当时人在英国，五天以后，就要启程赴美。胡适是该年7月17日从北京启程，经由西伯利亚到英国去的。其实，早在那年年初，胡适就知道他要去英国开会，会后会绕道赴美。然而，他当时并没有作任何举措，而是等到他人都已经要从英国启程赴美的前夕，才要出版社寄书。
胡适在1960年10月11日给袁同礼的信里，也持哥大当时有缴交一百本论文的规定来为自己辩护：
又我的Ph。D。论文考试是1917年完毕的，故我列在1917；但当时规矩需要一百本论文，故我在1917年回国时没有拿Ph。D。文凭。我的论文是1922年在上海印行的。我没有工夫送一百本给哥大。直到五年后，1927年我在哥大讲学，他们催缴论文印本百册，我才电告亚东图书馆寄百册去。我的文凭是1927年发的。＇9＇
我们当然可以相信这是实话。换句话说，这哥大呈缴一百本论文的规定，胡适的时代已有之。然而，胡适说他是在1927年到哥大讲学的时候，因为哥大催缴，才电告亚东寄去百册。这个说法，或者说记忆，是不正确的。我们在前一段提到，胡适是在1926年12月26日从英国打电报要亚东图书馆寄一百册《先秦名学史》给哥大的。他到哥大讲学是1927年1月到2月的事。我们从欧阳哲生在哥大档案馆所找到的资料，知道哥大注册组是在1927年3月21日注明胡适取得了毕业资格，该年6月的毕业名录上要以“Hu Shih”而非他留学时代所用的拼音“Suh Hu”列名。＇10＇这表示哥大收到了亚东寄去的书。更重要的是，欧阳哲生找到的这个新资料，可以帮我们明确地证明哥大当时确有缴交一百册已出版的论文的规定。因此，胡适非得呈缴一百册的论文，否则就是拿不到他的博士学位。胡适在4月12日离开美国的时候，应该知道博士学位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总之，如果胡适可以在1926年底，他人在英国的时候，临时打电报要上海的亚东图书馆寄书给哥大。这表示胡适缴呈不缴呈他的论文，跟他本人是不是要到美国去显然截然无关，则余英时所说的，胡适因为几次有美国之行的计划，所以论文迟迟没有付印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事实上，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测，是不是胡适在伦敦的时候收到了通知，说哥大方面已经谈妥，就等他的一百册出版的论文，以完成他取得博士学位的手续？
如果余英时的解释不能成立，我们是否回到唐德刚的原点呢？唐德刚的推断如下：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的结果是“大修通过”。两年以后，杜威到中国，亲眼见到胡适“在学术界的声势”，于是回国以后，就把“大修”改成了“小修”，甚至连“大修通过”应有的“补考”也给免了，但这一蹉跎就是十年。这个说法最大的缺点是毫无证据，虽然言之凿凿，基本上属于臆测。而且，他的议论虽然诙谐，实在近于不恭。他戏谑地说：留学时期的Suh Hu，可不比杜威到了中国以后“才自愧有眼不识泰山”的Hu Shih；彼时的Suh Hu，“和当时其它的‘支那曼’（Chinaman）并无两样”，在考口试的时候，如上“法场”、“面如死灰”，等于是在“对牛谈琴”，因为六位考官中，除了教汉学的夏德以外，无一懂中文。唐德刚甚至怀疑主考者杜威因为“中文一字不识；胡氏论文他可能根本未翻过”。＇11＇胡适的论文杜威当然看了。胡适在1917年4月13日写给韦莲司的信说：“我还在写论文的结论。我把写完的部分给杜威教授看了。他看了以后似乎很满意，给了我一些很有用的评语。我估计在一个星期左右可以把整个论文完成。”＇12＇当然，杜威看过，跟说了“一些很有用的评语”，并不表示他是真用心看了。无论如何，唐德刚这一长段虽曰不恭不敬却入木三分的推断，很可能最接近事实。换句话说，胡适的论文，可能还是要拜他后来“在中国学术界的声势”之赐，终于得以从败部复活。
胡适的博士学位为什么拖了十年才拿到呢？本章的分析等于是提供了另外一个解释。我重溯了胡适留学时期思想成长的轨迹，从他在康乃尔大学所接受的唯心派哲学开始，到他转学到纽约的哥大，最后以《先秦名学史》完成他在美国的学业。胡适写《先秦名学史》，其灵感与论述的主轴，是来自于他在康乃尔唯心派老师的哲学史的观点；其方法学的启蒙，也是他在康乃尔所开始接受到的西方考证学。我更进一步地认定《先秦名学史》是他汇通中西考证学的结晶，也是他挪用、糅杂新黑格尔、新康德唯心论、实验主义以及实证主义的成果。他在《先秦名学史》里，赋予先秦的逻辑与亚理斯多德三段论式的新意，称许那是可以用来把近代西洋科学方法在中国接枝繁衍的沃壤。然而，亚理斯多德以来的三段论式，杜威认为已经被近代科学的方法淘汰，是杜威从他壮年开始，所戮力推翻改造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先秦名学史》对杜威实验主义的误解与滥用比比皆是，甚至到了用实用主义的论敌讥诋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谈实用主义的地步！如果《先秦名学史》根本就不符合杜威实验主义的精神，这本论文怎么能通得过杜威那一关呢！
胡适在留美的时候还不了解杜威、还不了解实验主义，这是很可以理解的。胡适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这句话不可信。杜威跟后来的胡适一样，也是一个著作等身的作家；而且，跟胡适一样，是一个淹博的大家。杜威是1859年10月20日生的。1915年暑假，胡适“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然后在秋天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的时候，杜威快要五十六岁了。以美国杜威中心所编撰的三十七册的《杜威全集》的分期法为准，这已是杜威的中期。早期是1892年到1898年，有五册；中期是1899年到1924年，有十五册；晚期是1925年到1953年，有十七册。我们现在有《杜威全集》可读，甚至有光盘版可用，可以键入关键字来检索，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精读、选读或检索。胡适当年则不然。杜威的著作还没集中成册，他必须广为搜求。就以《杜威全集》为准，到1915年，杜威的著作已经有早期的五册，中期则是到第八册。加起来共有十三册。“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是一回事，能不能“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则是另一回事。加以胡适那年夏天并没闲着；他不但照常博览群书，而且六月中旬开始，他还在旖色佳开了两个星期的“国际关系讨论会”（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不但是致欢迎词的要角，还“每日延二三人至吾寓为茶会”。＇13＇到了哥大以后，胡适只选了一年的课，其中两门是杜威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写论文了。
胡适在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对杜威以及杜威的实验主义了解有限，我们可以在邹新明先生所作的一个研究里得到佐证。邹新明根据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胡适的英文藏书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发现胡适“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前后一年间所购买、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划线批注的杜威著作只有一本，那就是杜威跟塔伏茨（James Tufts）合著、于1908年出版的《伦理学》（Ethics）。＇14＇邹新明描述说：
本书题名页钤有“适盦藏书”朱文圆印，扉页有胡适题记：Suh Hu，1914＇胡适购于1914年＇。书内＇多达＇221页有胡适批注圈划……表明胡适曾用心阅读。批注以英文为主，间有中文，有“此亦未必尽然”，“吾国之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