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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earn that here is Nature's wine！
Drink deeply； and her beauty contemplate，
Now that Spring's here and will not wait。＇3＇
要为胡适从悲观到乐观的转折过程寻迹，其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看他对“殉国”态度的转变。1911年7月，当时人在英国的杨笃生听说革命党广州之役失败。忧愤的他，在利物浦的海岸投海自杀。胡适在听到这则消息以后，在9月7日的日记里说：“得君武书，知杨笃生投海殉国之耗，为之嗟叹不已。其致君武告别书云：‘哀哀国祖，徇以不吊之魂；莽莽横流，淘此无名之骨。’读之如闻行吟泽畔之歌。”＇4＇这时，胡适还以屈原的榜样来纪念以身殉国的杨笃生。两年以后，胡适的好友任鸿隽的弟弟季彭在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发生以后，忧愤国事之不堪，投井而死。任鸿隽的一个朋友写信安慰他，说：“吾辈生此可怜之时，处此可怜之国，安知死之不乐于生耶！”胡适看到这句话以后说这是“亡国之哀音也”。胡适举杨笃生、任季彭为例，说：“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为者也。以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自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他认为要矫正这种“哀”、“愚”之行最好的方法，就是乐观主义的哲学：
余年来以为今日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暝不视，则真无望矣。使杨、任二君不死，则终有可为之时、可为之事。乃效自经于沟壑者所为，徒令国家社会失两个有用之才耳，于实事曾有何裨补耶？此邦有一谐报，自名为《生命》，其宣言曰：“生命所在，希望存焉。”（W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此言是也。然诸自杀者决不作此想也。故吾为下一转语曰，“希望所在，生命存焉。”盖人惟未绝望，乃知生之可贵；若作绝望想，则虽生亦复何乐？夫人至于不乐生，则天下事真不可为矣。＇5＇
有趣的是，等胡适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以后，由于心境不同，天寒地冻的下雪天，也就不再像我们在前一节所描述的，让他“扑面欲僵”、“难堪”了；也不再让他会叹“作客之苦”、“益念祖国不已也”了。1914年1月的旖色佳，接连有好几个罕见的天寒地冻的日子。他不但不以为苦，而且赋诗称乐。23日的《大雪放歌》的尾句说：
昨夜零下二十度＇摄氏零下28。88度＇，湖面冻合坚可滑。
客子踏雪来复去，朔风啮肤手皴裂。
归来烹茶还赋诗，短歌大笑忘日昳。
开窗相看两不厌，清寒已足消内热。
百忧一时且弃置，吾辈不可负此日。＇6＇
29日的日记，胡适为纪念那罕见的天寒地冻的日子，再度作了一首《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在诗前的序里，胡适说：
十余日前，此间忽大风，寒不可当。风卷积雪，扑面如割，寒暑表降至零下十度（华氏表）＇摄氏零下23。33度＇。是日以耳鼻冻伤就校医诊治者，盖数十起。前所记之俄人Gahnkin未着手套，两手受冻，几成残废。居人云：“是日之寒，为十余年来所仅见。”
胡适这首《久雪后大风寒甚作歌》，是三句转韵体的诗，来纪念这个。最有意味的，是最后的六句：
入门得暖百体苏，隔窗看雪如画图，背炉安坐还看书。
明朝日出寒云开，风雪于我何有哉！待看冬尽春归来！＇7＇
胡适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从他所写的这首诗，谈到他这几年之间乐观主义的形成，认为这是他到美国留学以后最大的斩获：
前诗以乐观主义作结，盖近来之心理如是。吾与友朋书，每以“乐观”相勉。自信去国数年所得，惟此一大观念足齿数耳。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偶见日出，霜犹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足成一律。今决不能复作此念矣。前作《雪诗》亦复如是，盖自然如此，初非有意作吉祥语也。一日偶吟云：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
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
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
他在这则日记的最后，引了英国诗人布朗宁的一首诗：
英国十九世纪大诗人卜郎吟（Robert Browning）终身持乐观主义，有诗句云：
One who never turned his back but marched breast forward，
Never doubted clouds would break，
Never dreamed； though right were worsted； wrong would triumph，
Held we fall to rise； are baffed to fght better，
Sleep to wake。
余最爱之，因信笔译之曰：
吾生惟知猛进兮，未尝却顾而狐疑。
见沉霾之蔽日兮，信云开终有时。
知行善或不见报兮，未闻恶而可为。
虽三北其何伤兮，待一战之雪耻。
吾寐以复醒兮，亦再蹶以再起。
此诗以骚体译说理之诗，殊不费气力而辞旨都畅达，他日当再试为之。今日之译稿，可谓为我辟一译界新殖民地也。＇8＇
胡适从悲观蜕变成乐观最佳的证言莫过于他1914年春天的得奖征文：《布朗宁乐观主义颂》（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他在1914年5月7日的日记里记他得奖的经过与反响：
余前作一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前月偶以此文为大学中“卜朗吟奖征文”（此赏为此校已故教师Hiram Corson＇海荣·寇生＇所捐设，故名“Corson Browning Prize”＇寇生布朗宁奖＇）。前日揭晓，余竟得此赏，值美金五十元。余久处贫乡，得此五十金，诚不无小补。惟余以异国人得此，校中人诧为创见，报章至著为评论，报馆访事至电传各大城报章，吾于New York Herald＇纽约先锋报＇见之。昨日至Syracuse＇西腊寇思＇，则其地报纸亦载此事。其知我者，争来申贺，此则非吾意料所及矣。（去年余与胡达、赵元任三人同被举为Phi Beta Kappa＇费·倍塔·卡帕＇荣誉学生会会员时，此邦报章亦传载之，以为异举。）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9＇
《康乃尔校友通讯》也特地以《一位中国学生作了一篇最佳的布朗宁论文》为题报道了胡适征文得奖。根据该报的报道，这个征文奖是海荣·寇生教授为纪念他的妻子所捐款设立的奖。征文的对象是大三、大四和研究生。＇10＇
《布朗宁乐观主义颂》是胡适透过分析布朗宁，来宣布他挣脱了悲观、拥抱乐观的宣言。胡适在论文的启始，先指出布朗宁对乐观主义的颂赞不是人人都欣赏的。有些人批判布朗宁浅薄，另外有些人则批判布朗宁所诉诸的是人类原始的感情。比如说，有名的哲学家桑塔耶纳（Gee Santayana），就直称布朗宁的诗是原始主义的诗。他说布朗宁只是一个会煽动人类的原始感情的诗人，他对事物的根本缺乏认知，一无哲学的内涵。胡适说他完全同意布朗宁的诗归根究底来说是建立在原始的感情之上。然而，他认为如果把布朗宁的乐观主义只归因他的乐天的性情，则又失之于偏颇。他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就在指出布朗宁乐观主义的哲学基础。
胡适说布朗宁的乐观主义能用来针砭悲观主义。他说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生无趣，因为人类永远不可能臻于真善美。这真善美所指为何？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有三：知识、德性、幸福。这就是悲观主义的哲学来源。胡适说：认为知识之不可得的，他称之为智性上的悲观主义；认为德性之不可得者，他称之为德性上的悲观主义；认为幸福之不可得者，他称之为享乐派（Hedonistic）的悲观主义。胡适的《布朗宁乐观主义颂》分成三个部分，分别针砭这三派的悲观主义。
胡适说布朗宁同意智性上的悲观主义者的观点，认为终极的知识是不可得的。然而，布朗宁认为我们的责任是：“去奋斗、去追求、去寻觅，而不是放弃。”即使人生真的像庄子所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布朗宁的哲学仍然是锲而不舍。胡适举布朗宁《一个文法学家的葬礼》（A Grammarian’s Funeral）一诗里的文学家为例。这个“立志可以不活，但要求知”的人，把他葬在山巅是适得其所，因为其所在有：
流星奔驰、风起云涌；
光电交加；
繁星出没！让喜悦与暴风雨齐鸣，
让和平由露珠送出！
同时，对布朗宁而言，人生的目的并不只是求知而已。除了知识，人还有情感——爱与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