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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讨论胡适的社会不朽论时征引过。如果丰功伟业可以使人不朽，荣誉心就是它的促因。荣誉心是维多利亚时期所崇尚的一个美德，这一点固不待言。然而，由于对胡适来说，爱国是所有美德之本，荣誉心也就变成了个人对国、对家的责任：“在家的时候，便要做一个大孝子；在一村，便要做一村的表率；在一国，便要做一个大爱国者。”＇1＇同样地，独立所以是一个美德，也正由于国家是个人的独立最终的受益者。胡适说：“因为一人能独立，人人能独立，你也独立，我也独立，那个祖国自然也独立了……列位，来来来，独立，独立，祖国独立，祖国万岁。”＇2＇
当时的胡适心目中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灿烂的文明。这跟他留美以后对中国传统的想法是大相径庭的。他说：“先说我们祖国的科学。以前我们中国，讲起各种科学来，哪一门不发达得早？神农皇帝的时候，便能尝药性，发明医学。黄帝的时候，已有人会算天文，会造历日。到了唐尧的时候，那天文学更发达了。黄帝的时候，便会做指南车，那指南车便是现在的罗盘。现今各国人航海行军，哪一个不用这个东西，可见我们中国的磁学发达得非常之早了。至如那些蚕桑哪！文学哪！印刷术哪！哪一样不是我们祖国所发明的呢？唉！讲到我们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化，那真正是我们的光荣了。”＇3＇
又如我们在第一章所引的胡适在《爱国》篇里所说的无与比伦的传统中国文学：“比如我们中国最有名的是那些道学家所讲的伦理，我们断不可唾弃了去，务必要力行那种修身的学问，成一种道德的国民，给世界上的人钦敬。又如我们中国最擅长的是文学，文哪！诗哪！词哪！歌曲哪！没有一国比得上的，我们应该研求研求，使祖国文学，一天光明一天，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低’，便稀奇得不得了，那还算是人么？”他在这《爱国》篇结束的时候，引了《真国民》《爱国篇》的一句来自荷马史诗的格言：“为祖国而战者，最高尚之事业也。”＇4＇
不但中国的传统文明灿烂、文学无与伦比，连中国国货的精美，也是外国望尘莫及的。胡适在1908年9月16日的《竞业旬报》的《时闻》，有一篇介绍上海一间私人开办的中国国货陈列所的文章。他说：
外国人每一国都时时要开一次博览会，把自己国内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比较起来，看是谁强谁弱。这一种会狠可以鼓励起国民争强好胜的心，自己国内的实业，自然一天一天的振兴起来了。只可怜我中国，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日，才开得一个博览会呀！幸得上海有一班绅商，发起了一个中国品物陈列所，在四马路上，狠大狠大，已于本月十一日行开幕礼。在下去游过两次，那陈列所内，楼上楼下，通统走遍，找不出一件洋货来，这真是难得的了。那中国货之中，第一便是那中国的陶器，又古雅，又精致，这是外国一定做不出的。第二便是顾绣，又活动，又工致，这又是外国做不到的。第三便是中国绸缎，那些中国缎子，又坚固，又好看，又大方。第四，便是福州的漆器，又光明，又韧固，那所画的花木人物，无一不好。第五便是那中国瓷器。第六便是那中国竹器。还有一种最好的，便是中国雕刻品。还有那陈列所楼上，另有一处，挂了许多中国古代名人书画真迹，只这几种已足以胜过外人，看了这些东西，再到大马路去看那些外国的货物，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5＇
胡适这种对传统中国文明的颂赞，用他自己后来常用的批判的话语来说，简直就是“夸大狂”、“迷梦”、“反动”。然而，胡适深知爱国的第一步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历史：“一家有一家的族谱，一国有一国的历史。做子孙的，总极力保存他那一族的族谱，族谱上有几个大英雄、大义士，做子孙的时时对人称道，觉得非常荣耀。做国民的，也应如此，也应把他祖国历史上的奇功伟业，息息不忘记。”他接着说：
譬如中国历史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有个驱除丑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所应该纪念着的。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要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哎！可惨呀！＇6＇
有趣的是，胡适说得容易，做起来却难。他读《汉书》，读到下面这段话：“汉武帝亲帅师十八万骑，北登单于台，使使高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苦寒之地为？’单于詟不敢出。”胡适说他“至今读此段文字，犹令人神往不已”，只可“恨此等盛业，历史上不多见耳”。＇7＇
他在《竞业旬报》里笔之于书，来纪念的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人物只有一个，那就是王昭君。胡适在这里面临了一个两难的困局，也就是说，讲爱国就必须要去纪念、发扬中国历史上光荣的事迹与伟大的人物。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却又和他所要谈的现代的爱国意识与行为有格格不入、兜不拢的感觉。胡适这个两难之局，其实是有普遍性的。这说明了为什么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革命分子，更喜欢援引西洋历史上甚或当代的人物，例如贞德、罗兰夫人、美国《黑奴吁天录》的作者斯托夫人（当时多译为批茶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以及俄国的虚无党人，特别是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苏菲亚（Sophia Perovskaia，18541881）。＇8＇这种借西风、西雨以浇中国块垒的做法，越演越烈。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对最激进的人来说，特别是像《新青年》时期的陈独秀，爱中国与爱传统，就必须完全切割了。爱中国，就必须去传统、就西洋；要救中国，就必须打倒孔家店，拥抱西洋近代文明。
胡适说，读者看到王昭君跟“爱国女杰”这四个字连在一起，一定觉得很讶异。这是因为大家一想到王昭君，就会想到她不过就是一个失宠而被送去“和番”的宫女吗？他说两千年来，大家都冤枉了王昭君了。他申明他故事的来源，都是“从古书上来的，并不是无稽之谈”。他说汉元帝时，匈奴的单于呼韩邪来朝，愿作汉朝女婿，求元帝赐给一个宫女。在各宫女面面相觑，裹足不前的时候，王昭君自告奋勇，作了牺牲。王昭君这个绝色美女出现的时候，“元帝又惊又喜，又怜又惜。惊的是，宫中竟有这么一个美人；喜的是，这位美人竟肯远去匈奴；怜的是，这位美人怎禁得起那万里长征的苦趣；惜的是，宫中有了这个美人，却不曾享受得，便把去送与匈奴，岂不可惜，岂不可惜吗？”胡适说王昭君出塞，使得汉朝得享几十年的平安，“这都是这位爱国女杰王昭君的功劳，这便是王昭君的爱国历史”。＇9＇
如果胡适心目中的传统中国有一个灿烂的文明，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传统文学，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中国则是彻底地悲观。中国人没有荣誉心，胡适大笔一挥，居然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以后，让人不禁怀疑他所说的那个灿烂光辉的传统年代，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就是儒家传统所好称的“三代”？他说：“古语说得好：‘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说三代（夏、商、周）以上的古人，个个人都能守他的天职，做他的本分，所以那时的人，没有一个人想那虚名的。到了三代以后的人，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个都只晓得顾自己，没有一个人，肯顾公益的，更没有人肯顾国事的，所以不得已才借这个名字，把来鼓励天下的人。后来世界越发不好了，到了如今，连那名誉都不顾了，天下人笑他也不顾，唾骂他也不顾，一身的名誉，一家的名誉，祖宗的名誉，子孙的名誉，甚至于祖国的名誉，一塌刮辣仔，都不顾了，都不顾了。”＇10＇
三代以下的中国人好名，以后则每况愈下，连名誉都不顾了。不但名誉不顾了，又加上苟且。胡适痛斥中国人苟且的习性，因为“我想起这‘苟且’二字，在我们中国真可以算得一场大瘟疫了。这一场瘟疫，不打紧，简直把我们祖国数千年来的文明，数千年来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