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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国民》里有两个格言，胡适当时没有选译，可是后来都被他身体力行。一个是林肯在1860年竞选美国总统时，在一篇批判蓄奴的演讲词里所说的话：“我们要有信心，公理就是力量；在这个信心之下，我们就要敢于去作我们认为该作的事”（Let us have faith that right makes might；and in that faith let us dare to do our duty as we understand it）。＇36＇胡适从留美时期开始，先是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后来变成一个国际正义主义者，后者成为他一生信奉的理念。林肯这句“公理就是力量”的格言，其实是“强权就是公理”（Might makes right）的颠倒版。“强权就是公理”是胡适从留美开始就深恶痛绝的一句话，而在上海求学时的他，却对林肯所说的这句格言视若无睹。这个遗珠之憾，当然可能是胡适的疏忽。然而，更有可能的是，这是胡适的社会达尔文时期，是他欣然接受他二哥的建议，用“适者生存”的“适”来作他的名字的时候。“公理就是力量”，对当时的胡适而言，说不定是属于“腐儒之见”的范畴。
另外一个胡适在青少年时期认为与中国的急务不相干的格言是：“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这句格言，胡适在将近四十年后，从他得心脏病以后的特别护士兼情妇哈德门太太那儿听来，觉得是一句至理名言。他当时可能早已忘了这是他年轻时曾经读过的一句话。他在1946年4月2日的日记里说：“Virginia Davis Hartman＇哈德门太太＇说，她小时，家庭教育最注重一句话：‘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她一生得力不少。我也喜欢此语，试译为白话：‘每件东西有一定地方，件件东西各归原地方。’此种教育最有用。‘每物有定处，每物归原处’（六月十七改译）。”＇37＇
当然，才学了四年英文的胡适，如果他在读《真国民》的时候，没有读错、译错的地方，那才是匪夷所思呢！胡适翻译“金玉之言”难免有错译的地方，有些是文字上的，有些则是文化上的。换句话说，翻译的工作绝对不只是单纯在文字上的转译工作，它还是一种文化上的转借与诠释。胡适在翻译《金玉之言》时所犯的错误，绝大多数都不是文字上的，而是文化上的，这又是胡适聪颖过人的另外一个证据。文字上的错译，可以举两个为例。“摇摇床之手，可以震动天下。”（The hand that rocks the cradle rules the world。）《真国民》读本说这句俗谚的作者不详（Anon。），十七岁的胡适不知道“Anon。”是“Anonymous”的缩写，所以他说这句俗谚的作者是“阿农”。＇38＇另外一个例子是：“Every great and manding movement in the annals of the world is the triumph of some enthusiasm。”胡适把这句话翻成：“一年之中，世界记载之大事业，皆热诚之胜利而已矣。”胡适在这里把“annals”这个字译成“一年之中”。其实，他不如就干脆把那四个字删去，而把那句话翻成：“世界记载之大事业，皆热诚之胜利而已矣。”＇39＇
另外两句话，必须懂得西方的文化背景，我们甚至可以说，必须中西融通了以后，才能正确掌握。第一句是：“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胡适把它翻成：“孺子亦人父也。”＇40＇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从小可以看大。”亦即，俗话所说的，“三岁定终身”；或者以胡适自己当时曾经征引过的俗话来说：“三岁定八十”。＇41＇第二句是：“The revolutionist has seldom any other object but to sacrifce his country to himself。”胡适把这句话翻成：“所谓志士者，惟思牺牲其身于祖国而已，无他愿也。”＇42＇胡适所翻出来的句子刚好跟原文的意思相反。这句话是英国保守主义者亚里生（Archibald Alison，17571839）在他写的欧洲近代史里所说的一句话。亚里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批评的对象是法国大革命，这句话的前文是：“The lover of freedom is willing； if necessary； to sacrifce himself for his country。”＇43＇所以，如果我们把上下文都译出来，它的意思是：“爱自由之士，在必要时，愿意为国牺牲；革命分子的目的，则不外乎要国家为自己而牺牲。”我们与其说胡适因为英文不够好而读错了原文，不如说胡适因为先有了主见而读错了原文。我们要注意，胡适在此处把“revolutionist”翻成“志士”，是因为他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而同情革命、同情秋瑾（胡适在《竞业旬报》里写了好几篇《时闻》，缅怀秋瑾，以及痛诋处决秋瑾的绍兴知府贵福）＇44＇，因此，胡适在直觉上就把“revolutionist”当成一个正面的名词，而把它翻成“志士”，他不知道在亚里生的心目中，“revolutionist”就如“洪水猛兽”一般。《真国民》的作者会在《爱国篇》里选收亚里生的这句话，其意识形态如何，当然也就不言可喻了。
胡适的“新民”说，或者说，胡适在他的思想成长过程中有他的“作新民”的阶段，这对我们对他思想的理解，或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胡适在1933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两期：“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45＇胡适把梁启超和《新青年》同样划为维多利亚时期，可能会使一些人感到惊讶。然而，胡适的诠释是正确的。诚然，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新青年》都侧重个人的解放。这种维多利亚、侧重个人的解放的思潮，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与爱国或民族主义矛盾。其实不然，个人的解放与国家社会之间虽然有其矛盾、抗衡与紧张的关系存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的社会里，追求国家富强的梦想，以及公德心的礼赞，都足以把个人的解放与国家社会进步连结在一起。这种把个人的解放视为国家进步的先决条件的想法，当然可以有不同的诠释方式，它可以很“法家式”地把个人视为国家社会的工具，也可以“儒家式”地把个人的进德与国家社会的进步视为相辅相成、相生相应的关系。也就是因为如此，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在分析严复的思想时，指出严复翻译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与他寻求国家富强的目的并行不悖，甚至是附丽于其下。＇46＇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高哲一所用的公民共和主义的理念，对这点也作了异曲同工的诠释。这也就是说，公民各个把自己铸造成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目的可以是发挥其公德心，以便把自己奉献给国家与社会。
问题是，史华慈的“寻求富强说”与高哲一的“公民共和主义”可以解释近代中国许多人物的想法，特别是政党的党义与行径，但并不是全部，而且有简单化了的弊病。思想袭人的态势是众声喧哗的，它不但没有一定的轨迹，而且常是糅杂（hybrid）、矛盾、盘根错节的，特别是当传统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的时候。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一点都不干净利落，而是盘根节错、难以归类定位的，它可以游离于现代化了的“法家”、“儒家”理念之间，更可以附丽于西方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甚至也可以附丽于开明专制与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所谓的近代中国思想的维多利亚时期，从梁启超到《新青年》，其实也应该包括上海时期的他自己，就是这种糅杂、游离最好的几个范例。而这几个范例，也正是史华慈的“寻求富强说”以及高哲一的“公民共和主义”最无法诠释的例子。
不像贾祖麟所说的，他说梁启超跟以寻求国家富强为依归的严复一样，把个人主义奴属于民族主义之下。＇47＇梁启超在《新民说》里说得很清楚：“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