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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他与江冬秀的婚姻，一定有其错综复杂的情绪，绝不是外人所能体尝其万一的。其错综复杂的程度，绝不是弗洛伊德的“合理化”的观念所能道尽其中心酸的。他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绝不是外人所能道者也。我们在第一章引了胡适1908年7月写给他母亲的家信。他在那封家信里，拒绝回家完婚。那封信的文字强硬、语气悲愤。虽然他表明不会悔婚，其所弥漫的，却仿佛是哀兵之气。然而，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他仍然不免于遐想。有一天，家里的来信里夹了一封署名“宝孙”，看来像是一个女子写给她母亲的信，笔迹、词意都不错。他问那是不是江冬秀写的；如果是的话，他说他就要谢谢母亲了，因为那表示江冬秀的文字已经大有进步。他说他这几年来，阅历较深，已能懂得知足。他颇后悔这几年来屡次写信要求江冬秀读书，弄得自己与母亲、母亲与亲家间多一层怨尤，真是不该。语锋一转，他紧接着说：“实则儿如果欲儿媳读书识字，则他年闺房之中，又未尝不可为执经问字之地，以伉俪而兼师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28＇一直到他留美的晚期为止，胡适仍在接受、抗拒、矛盾；遐想、疑虑、随缘之间的婉转与徘徊着。＇29＇
＇1＇ Jerome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p。43。
＇2＇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412。
＇3＇梁启超，《新民说：论生利分利》，《饮冰室文集》，页72。
＇4＇ http：//。guoxue。/master/liangqichao/wacsn。htm，2009年11月6日上网。
＇5＇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12。
＇6＇ Yungchen Chiang，“Womanhood； Motherhood and Biology：The Early Phases of The Ladies’Journal，”Gender＆History，18。3（November 2006），pp。524525。
＇7＇ 胡适，《敬告中国的女子》，《胡适全集》，21：910。
＇8＇ 胡适，《白话（一）：爱国》，《胡适全集》，21：106。
＇9＇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页125。
＇10＇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159。
＇11＇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7128。
＇12＇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7。
＇13＇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6。
＇14＇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全集》，35：322323。
＇15＇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5：228。
＇16＇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2。
＇17＇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44。
＇18＇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1。
＇19＇《胡适日记全集》，2：245。
＇20＇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27。
＇21＇ 胡适，《曹大家〈女诫〉驳议》，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页137。
＇22＇ 胡适，《贞操问题》，《胡适全集》，1：634；胡适，《论女子为强暴所污——答萧宜森》，《胡适全集》，1：652。
＇23＇ 以下所讨论的周质平的文章，请参阅周质平，《国界与是非》，耿云志编，《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5657。
＇24＇ Joseph Levenson； Liang Q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1，219。
＇25＇ 胡适禀母亲，1915年3月22日，《胡适全集》，23：78。
＇26＇《胡适日记全集》，1：416417。
＇27＇ 以下有关胡适《婚姻篇》的引文，见《婚姻篇》，《胡适全集》，21：2429。
＇28＇ 胡适禀母亲，1909年9月13日，《胡适全集》，23：14。
＇29＇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
第三章 作新民，以爱国
胡适青少年时期在上海的六年，是他一生思想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上海时期的胡适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是多亏了他所写的《四十自述》。然而，也正由于《四十自述》的关系，我们对这个阶段的胡适的认识，到今天为止，一直逃不出他为我们铺陈出来的故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青少年胡适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那是胡适的功劳；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对青少年胡适的了解有相当的局限，那也是胡适刻意造成的。
青少年的胡适最不为人所知的，有几个面向。第一，他跟梁启超一样，有他为中国“作新民”的一个阶段。其实，他在《四十自述》里，已经很清楚地点出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他指出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有两点：一是《新民说》；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然而，他说的就像禅机一样，是不点破的，是要人自己去寻思体会的。第二，胡适的“作新民”与他在这个阶段强烈的爱国心是息息相关的。而“爱国”这个主题，是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完全没有触及的。如果我们以留美作为断限来分析胡适，留美以后的他跟留美以前的他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爱国的看法。留美以前的胡适是一个动辄曰爱国、凡事不忘爱国的青少年；留美以后的胡适，在他最极端的阶段，曾经是一个即使家破人亡，也绝对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第三，胡适留美以前的强烈的爱国心，又跟他当时的悲观心绪纠结在一起。胡适在1914年1月29日的《留学日记》里说，他初到美国的几年，唯一值得称颂的，是他所新得的乐观主义。＇1＇在一篇英文著述里，他把美国人的乐天与达观，比拟成一种良菌，经过几年的接触以后，逐渐医好了他的未老先衰症（premature senility）。＇2＇
作新民
胡适在上海求学的时候，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梁启超。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得很感人：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3＇
这一段话，有回忆，也有他四十岁作回顾时的立场，更有他对梁启超的盖棺论定。胡适后来把梁启超定位为一个宣扬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思想的人。他在1933年12月22日的日记里，把中国近代思想史分为两期：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4＇什么叫做维多利亚时代的个人主义思潮呢？那就是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中国人缺乏西方民族所具有的美德：
《新民说》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方民族的许多美德。梁先生很不客气的说：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
为什么梁启超说盎格鲁撒逊人最优呢？因为他们具有中国人“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美德。这些美德“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5＇
如果说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表扬了梁启超这些“侧重个人的解放”的美德，那么他1933年7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作的《中国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的讲座里，则盖棺论定地批判了梁启超的局限：
然而，就像大家都一定已经注意到的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