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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被广泛采用的教科书。'11'事实上,不仅是《笔算数学》,《华英初阶》也是当时被广泛采用的英文教科书。许多名人,像周作人、夏丏尊,都在回忆里提到了他们上学的时候读过这两本教科书。
由于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蒙学读本》对他来说当然是太容易了,所以他可以全心地学习英文和算学。然而,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在第五班上了四十二天以后,有一天,星期四,教国文的沈先生讲到了《蒙学读本》的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沈先生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胡适说他那时候已经能勉强说几句上海话了,等先生讲完之后,他拿着课本,走到先生桌子边,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脸红了。问:“侬读过《易经》?”“读过。”先生接着问:“阿曾读过别样经书?”“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先生问胡适是否做过文章,胡适说没有。“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多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侬跟我来!”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没想到沈先生一带,就把他带到了第二班,沈先生对了第二班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以后,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胡适这才明白,他在一天之中,居然跳了三班,变成第二班的学生了。
胡适才暗自高兴,没想到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这下惨了,原来星期四是作文课的日子。“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从没有做过,他说他连想都不敢想。“论题”就更糟糕了,“日本”是什么,连在天南地北他都不清楚,更何况什么叫“原日本之所由强”呢?胡适既不敢去问先生,班上同学中又没有一个认识。就在这个求告无门的时候,学堂的茶房突然来到班上,呈给先生一张字条。先生看了字条以后,告诉胡适说他家中有急事,派人来领他回去。先生说他可以把卷子带回家去做,下星期四再交卷。到了门房那儿,胡适才知道原来是他三哥病危了。由于他二哥那时人正在汉口,店里的管事赶紧派人去学校领胡适回去。等胡适赶回到他们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时,他三哥还能说话,但不到几个钟头,就断气了。三天以后,胡适的二哥从汉口的店赶回到上海,把丧事办了。'12'
如果胡适这个在梅溪学堂崭露头角的机会,是发生在他三哥病危那天的话,则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的日子就不对了。胡适在他三哥四周年忌辰写了一首诗《先三兄第四周年忌辰追哭》。其中有几句写到他跟他三哥初到上海医病,到他进梅溪,以及他三哥弥留的一段:“终乃来沪壖,悠悠别亲故。方期觅卢扁,良药求甘露。岂意此愿力,渺渺成虚度。苍茫黄歇浦,竟作归魂处。我时侍兄来,相处仅匝月。初见医颇效,便期病全绝,遂乃挟箧去,别兄往就学。入学十二日,岂图成永诀。闻耗即趋归,犹幸得一别。”'13'这首诗所题的日子是四月十二日,也就是1908年5月11日。从这首胡适在他三哥的忌日所写的诗来看,胡适跟他三哥在三月底到了上海以后,先照顾了他三哥一个月。因为他觉得他三哥的病情好转,于是比较放心地离开他进了梅溪学堂。如果他是在入学的第十二天接到病危通知,当天是5月11日,则胡适是在4月30日进梅溪学堂念书的。而且,他跳班的日子,也不是上学四十二天,而是上学才十二天以后的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胡适在1908年写这首诗时的记忆,是比他二十三年以后写《四十自述》时的记忆要来得正确。
无论如何,在他三哥的丧事办完了之后,胡适把升班的事告诉了他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这个题目应该参考什么书。他二哥挑出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及1902年(也就是第一年)的《新民丛报》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他带回学校去翻看。胡适说他费了几天的工夫,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出去。不久以后,胡适也学会了怎么做“经义”。再过几个月,他又跳了班,升到头班去了。但他说英文还是没有读完《华英初阶》,算学还只做到《利息》那一章。其实,胡适在算学方面的进步一点都不差。《笔算数学》分上、中、下三卷,共二十四章:上卷:开端、加法、减法、乘法、除法、诸等法;中卷:数目总论、命分、小数、比例、百分法、利息;下卷:保险、赚赔、粮饷、税饷、乘方、开方、级数、差分、均中比例、推解、量
法、总杂问。'14'换句话说,他在梅溪才几个月,就已经学到中卷的最后一章了。相对之下,他在英文方面的进步就比较缓慢。《华英初阶》只有32页,居然还没有读完,可见他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说他在梅溪的时候,英文还没入门,确属实情。当然,这种缓慢的进度所反映的恐怕不是胡适,而是梅溪英文课程的进度。无论如何,最惊人的是,他在一两年以后,居然就能读原文书了。这点我们在下文会详细说明。
除了在课堂上所吸收的新知识以外,胡适在课外所得的恐怕更为重要。胡适在上海求学、成长的阶段,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他在《四十自述》里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他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5'值得注意的是,《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篇,都是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里刊出的,而这一年的《新民丛报》也就是胡适跳升到第二班,遇到作文要写“原日本之所由强”那个难题以后,他二哥帮他挑选出来的参考书之一。然而,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新民说》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并没有对十二岁的胡适产生立时的影响。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民丛报》的时候,是他提倡“破坏、革命”最为激烈的时候。'16'我们在前面引了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增订残稿里的话:“《新民丛报》的第一二年汇编颇多革命思想,我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所以也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这段话是很可以相信的。对于一个初从徽州乡下独闯上海,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日本在哪里,不知道哥伦布、拿破仑、俾斯麦是人还是东西的十二岁的小孩子来说,那新思潮对他的心灵、对他的整个人的震撼,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这些新思潮里,最能够让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产生共鸣的,自然是那最能让人血气沸腾(visceral)的民族主义了。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从这最激烈期的梁启超对他的影响说到邹容的《革命军》:
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然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的种子。有一天,王言君借来了一本邹容的《革命军》,我们几个人传观,都很受感动。借来的书是要还人的,所以我们到了晚上,等舍监查夜过去之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轮流抄了一本《革命军》。
更巧的是,1904年胡适到上海念书的那一年正是日俄战争爆发的一年。胡适说:
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这时候中国的舆论和民众心理都表同情于日本,都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郑璋三个人都恨极了上海道袁海观,所以联合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17'
在这样的排满、民族主义的氛围之下,怪不得胡适会在1915年他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