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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圆的。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完全被改造了。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了。跟上海的孩子比，我有一个强项：他们对新事物知道得比我多，但我看书的能力比他们强。”＇3＇
事实上，胡适这个“乡下人”能到上海去进新学堂读书，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首先，这是一个经济能力的问题。尽管胡适在《四十自述》里一再呈现的是他家境的窘困，然而，他主观的感受和客观的实际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试想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有多少人家有能力把孩子送到上海去求学？胡适一家到上海求学的还不只他一个人，他的二哥、三哥都去上海的梅溪书院读过书。这梅溪书院，也就是胡适在上海所就读的第一个学校梅溪学堂的前身。不但如此，他俩还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当然，胡适父亲过世的时候，他二哥、三哥已经十八岁了。在这以前，他俩在上海念书可能有父亲的支持。他父亲所遗留下来的让他们能生息下去的几千两银子，虽然后来被倒账掉了，他们所分到的上海和汉口的两个店的营收，显然并不可小盱，否则胡适他家如何能负担他到上海去读书的费用呢？二十世纪前半世纪中学的学杂费，以当时人的收入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根据高哲一（Robert Culp）的统计，江浙地区中学一年的学杂、膳宿费，在1920年代末期到中日战争爆发以前，是在52到130银元之间，我们如果以一百元作为中数，以1927年美金与银元1比2。24的汇率来计算，是相当于当时的美金45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美金560元的币值。相对于当时的收入来说，那些有能力让儿子上中学的，大概只有都市里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最高收入阶层，＇4＇乡下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经济现实之下，无怪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中学生的数目偏低。根据教育部以及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nbsp；1915年，全国中学和师范学校学生的总人数只有93，933人，即使在沿海最富庶的江浙两省，也只有12，414人，以大家人云亦云说当时中国有四亿人口的数目来说，全国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只占全国总人数的0。023％，江浙学生的数目则占当时全国中学和师范生总人数的13。22％。即使到了1935年，全国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也还只有522，625人，占全国总人数的0。13％，江浙中学和师范生的人数则有100，203人，占当时全国中学和师范生总人数的19。17％。＇5＇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中学，不但学杂费偏高，而且也可能由于新式教育发展的缓慢，处于新旧教育的过渡期，学生的年龄也偏高。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中国公学学生的年龄大，有的居然是二三十岁的人。当然，中国公学可能比较特殊，因为很多学生是由于抗议日本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管束中国学生政治活动，而归国另组学校的，他们的年龄偏高是可以理解的。梅溪、澄衷，胡适没有特别提起学生的年龄，可能是因为学生年龄并没有那么大，因此没有造成特别的印象。然而，根据高哲一的研究，从1912到1937年，中国中学生的年龄是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而以接近二十岁的学生的比率为高。比如说，在1918年，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高达83。5％。1923年，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为84％。随着时间的发展，江浙地区中学生的平均年龄虽然逐渐降低，然而，年龄仍然偏高。比如说，1928年，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十八岁以上的学生所占的比率仍然高达63％，这个比率在1933年降到了31％，然而，即使到1936年，仍然高达29％。＇6＇
在当时的经济生态环境之下，只要中学或师范学校毕业，就已经是取得了可以谋生的文凭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师范学校毕业生，以及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学毕业生，在教育基层担任教职或行政职务，更少部分的人则在都会或城镇新兴的公司、行号、银行、出版社等地方找到安身之所。那百分之五十左右能继续升学的中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能继续念大学的，则握有了跻身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敲门砖，在大学毕业以后，进入政府机关、大学及
其他专业的部门。＇7＇换句话说，胡适到上海去上新学堂，也就是后来所通称的中学，实际上，等于是让他有了跻身到中上层社会的条件。后来，胡适还能更上一层楼，到美国去留学，就不啻成为精英里的精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跟他的母亲都是很有远见的人。他母亲知道她望子成龙就必须要投资；胡适知道这个投资要能够有几何倍数的回利，就必须要到美国去留学。他母亲作了最大的牺牲，忍受与她的爱子分别十四年：胡适在上海六年多，在美国七年。在这十四年当中，胡适只回家过三次，三次加起来的时间，根据胡适自己的计算，还不到六个月的时间。胡适所作的付出，当然跟他母亲的不同，而且不可同日而语；游子在外所受的历练不管是多么的痛苦，都比不上慈母在家的牵挂与煎熬，那“寸草心”，就是再赤诚，也永远报不了“三春晖”。然而，胡适毕竟有他的鸿鹄之志，他咬着牙、横了心，一出门就是十四年。凭着自己的坚毅、聪明才智和努力，他不但好好地读书、吸取了新知识，还终于实现了他留学美国的梦想。
梅溪学堂
胡适最喜欢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进了三个学校：梅溪、澄衷和中国公学，但始终没有得到一张毕业证书。在这三个学校里，梅溪和澄衷是他进入学习门径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在《四十自述》的增订残稿里，很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他在上海所上的三个学校的总成绩。关于梅溪，他说：“在梅溪学堂的一年，我学得了一点做古文的门径，把文字做通顺了；英文还没有入门，算学只学得一点极浅的知识；但课外看的书都是《新民丛报》一类的书，颇使我得着一点普通的新知识。那时正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天天读新闻纸——尤其是那新出来的最有锋芒的《时报》——给了我不少的刺激与兴奋。《新民丛报》的第一二年汇编颇多革命思想，我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所以也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8＇胡适在这里说：他在梅溪的时候“受着了种族革命思潮的感动”，这跟他1915年在美国的时候，说他十二岁到上海的时候，对世界、对新思潮一窍不通，但“十三岁不到，我就已经变成了一个革命分子”是异曲同工的。十二岁初抵上海的胡适，虽然在穿着上像个“乡下人”，但他不但聪明、用功，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很坚实的国学基础。我们与其被胡适牵着鼻子走，说他到上海的第三个“防身之具”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不如更贴切地把他形容为像一块海绵一样，把林林总总的新思想都囫囵吞枣一般地吸收进来了。
胡适说他1904年进梅溪学堂的时候，梅溪的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项。分班的标准是国文程度。英文、算学的程度即使好，国文如果没有升到最高一班，就不能毕业；而如果国文到了最高班，英文、算学不好，却可以毕业。胡适一向瞧不起教会学校，所以，他说梅溪这种偏重中文的做法，其实跟教会学校偏重英文的做法，都是同样的偏颇，都是过渡阶段的特殊情况，不须要去非议。由于胡适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就被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的中文读本是《蒙学读本》，英文课用的是《华英初阶》，算学课本是《笔算数学》。
《蒙学读本》是吴稚晖等人所编，是文明书局在1902年出版的。前三本为初级读本，第四本是修身，第五本摘选子部史部中的寓言，第六本是记叙文，第七本是论说文。＇9＇《华英初阶》是商务印书馆在1898年出版的。这部教科书据说是从英国为其殖民地的小学生所编印的读本翻译过来的，有大段《圣经》的内容。这本教科书由谢洪赉译注，对内容进行了删减，逐课翻译并附中文注释，以中英两种文字编排出版。＇10＇《笔算数学》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编写的，他是第一个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码直接运用于算式的人，他的贡献是把中国的数学由中算带向西算。《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三十余次，可见是一本
当时被广泛采用的教科书。＇11＇事实上，不仅是《笔算数学》，《华英初阶》也是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