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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1912年的春天。那年的春季班，康乃尔大学的“理学会”举办了两次“易卜生的伦理”（The Ethics of Ibsen）的演讲会。演讲者是康乃尔大学教闪族语言的须密（N。Schmidt）教授。3月11日的演讲在胡适住的“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3月25日的演讲则是在疤痕院。＇8＇
须密教授在演讲之前先开了一个建议听讲者阅读的书目。我们如果把这个书目跟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所征引的剧本相对比，就会发现两者的雷同。须密教授所开的书目如下：
易卜生戏剧：《布兰德》（Brand）、《社会的栋梁》（Pillars of Society）、《国民公敌》（Enemy of the People）、《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罗斯马庄》（Rosmersholm）、《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大匠》（The Master Builder）。
他人著作：Jaeger； Henrick Ibsen：A Critical Biography＇杰格，《易卜生评传》＇、Brandes； Henrick Ibsen＇布兰笛司，《易卜生》＇、萧伯纳，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易卜生主义精义》＇、Archer，“The Real Ibsen”＇阿确，《真正的易卜生》＇＇9＇
虽然现在还没找到胡适1914年的《易卜生主义》的英文稿，但我们可以用他1918年的中文稿来作参考。他在这篇中文稿里所征引的易卜生的剧作，包括他的尺牍，如下：
《死而复苏》（When We Dead Awaken）、《玩偶之家》、《群鬼》（Ghosts）、《罗斯马庄》、《社会的栋梁》、《野雁》（The Wild Duck）、《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国民公敌》、《海上夫人》、《尺牍》（Letters）。＇10＇
须密教授所开的书单跟胡适《易卜生主义》的中文稿里所征引的有相当多重叠的部分。当然，我们不知道易卜生的剧作，胡适在当时读了几出。我们知道易卜生的《海妲传》（Hedda Gabler）与《大匠》，胡适是在1914年3月14日买的。这两本书现都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扉页有胡适的签名和他翻译的中文书名。《海妲传》胡适一直要到该年8月8日才读了。他在次日的日记里说：“昨日读伊卜生＇易卜生＇名剧《海妲传》（Hedda Gabler），极喜之。此书非问题剧也，但写生耳。海妲为世界文学中第一女蜮，其可畏之手段，较之萧氏之麦克伯妃（Lady Macbeth）但有过之无不及也。”＇11＇
同时，由于胡适除了在征引易卜生的剧作和尺牍以外，没有作任何引注，我们很难确切地做追溯的工作，看胡适究竟受到哪些易卜生研究者的影响。由于萧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精义》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非常接近，很容易让人觉得胡适一定受到萧伯纳的影响。然而，就像胡适在哲学理论上有糅杂、调和的倾向，他的《易卜生主义》也是糅杂、调和了许多易卜生研究者的产物。但这是后话。
须密教授在1912年3月的两次演讲到底说了什么？他对胡适的影响如何呢？可惜的是，我们唯一的根据是《康乃尔太阳日报》记者的报道。这两篇报道大概是我在本书所征引的报道里最拙劣、最不知所云的。然而，由于没有别的资料可用，我别无选择。根据这篇报道，须密教授在3月11日的演讲里说：易卜生的戏剧处理的是“国家、家庭与宗教的道德问题”。须密教授说，易卜生用自然写实的方法把人生的许多道德问题都勾画了出来。这些问题，易卜生透过他不同的剧本来表达。因此，须密教授强调，我们必须要把易卜生的几本戏剧同时拿来阅读，方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观点。须密教授说，在政治上，易卜生期待的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这是因为从易卜生的立场来看，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会干涉到个人自由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须密教授认为易卜生对社会的批判破坏多于建设。
易卜生对家庭问题的剖析，须密教授认为也必须要把几本剧本同时拿来阅读，我们方才能够真正了解易卜生的立场。他认为易卜生对家庭问题的看法是很一致的。易卜生认为一对夫妻要能长久结合，并一起营造一个对他俩、对社会都有益的共同生活，所必须的不只是爱。他们两个人的灵魂必须要有一种宗教式的、富有创造性的动机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说：“易卜生认为婚姻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开诚布公（truth）和独立（independence）。有了自由，就有了责任；一切开诚布公，夫妻的关系才可臻理想。”＇12＇
须密教授在3月25日的第二个演讲里，讨论了易卜生对国家以及家庭问题的看法。须密教授在这个演讲里说易卜生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人类的生活，依易卜生的看法，必须建立在自由与坦诚的基础之上。他说，如果易卜生看起来好像是反对所有的政治社会组织，那是因为他认为所有组织都有桎梏人类自由的倾向。须密教授说易卜生就像是用他写的戏剧来问问题一样。他所要追问的，是我们能否在政治、宗教和家庭生活里找到比较健全、有弹性的关系，让个人能够开诚布公，并以之作为人生的准则。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的报道，须密教授演讲过后的讨论是集中在妇女参政权。须密教授认为妇女得到参政权对妇女、对社会都会有好处。这是因为妇女如果对家庭以外的事务有兴趣，她们教养孩子就会比较成功。反之，她们抚育出来的孩子就会像玩偶一样，而不是未来的公民。《康乃尔太阳日报》的记者说，后来，讨论又集中到离婚的议题上。记者说易卜生的看法是婚姻里的自由愈多，夫妻的关系就愈坚固。易卜生不相信任何用高压的手段来稳住婚姻的方法。维持婚姻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予自由以及个人因为自由而必须肩负起的责任。最后，记者说讨论转到了女性会不会变得越来越中性、既不男又不女的问题。记者说须密教授认为随着文明的演进，男女之间的异同会逐渐缩小。然而，他认为在精神的层面，男女的不同是会永远存在的。＇13＇
须密教授对易卜生的分析反映了当时许多欣赏易卜生的评者的共识。我们当然也不可以迳从须密教授的分析来断定胡适是受到他的影响。只是，这很有可能是胡适第一次有系统地接触到易卜生，其可能造成的印象是不能忽略的。其中，最明显的有两方面：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另一个是自由与责任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在胡适1918年的《易卜生主义》一文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的个人是全篇最凸出的主旨。由自由而带来责任感的重要性也是胡适在该文所坚持的。不管是《玩偶之家》里的娜拉，还是《海上夫人》里的哀梨妲，都是胡适用来凸显在婚姻里追求自由与承担责任的女性的代表。当然，我在此处也必须指出，胡适在1918年写的《易卜生主义》跟须密教授的看法有不一样的地方。须密教授批评易卜生在剧本里所阐明的观点是破坏多于建设。＇14＇胡适则不这么觉得。他说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15＇
胡适留美所得的最高学位是在哲学方面。然而，他也是在文学、特别是英国文学方面有所造诣的归国留学生。胡适在结束留美的学业以后，返回中国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所教授的课程在哲学与英国文学方面。这可以说是用才得宜的安排。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年所开的课，曹伯言跟欧阳哲生都根据《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胪列出来，只是稍有些许出入。根据曹伯言，胡适在1917学年度第一学期的课程如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英国文学”与“英译亚洲文学名著”；第二学期的课则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英诗”以及“英译欧洲文学名著”。＇16＇根据欧阳哲生，胡适在1917学年度第一学期所开的课是：“英国文学”、“英译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史”以及“中国名学钩沉”；第二学期的课则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西洋哲学史大纲”、“英诗”以及“英译欧洲文学名著”。＇17＇换句话说，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年所开的课程，哲学与西洋文学是各占一半。
根据胡适在1917年11月21日写给韦莲司的信，他在北大的第一个学期所开的四门课又跟《北京大学日刊》的记载有点出入。他说他开的课是：“中国哲学”、“英译欧洲文学名著”、“英诗”、“中国历史研究法”。他还说他正在筹组北大的历史研究所，成立以后，他将担任历史研究所的主任。＇18＇很意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