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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把《水浒》来比《史记》，
好似麻雀来比凤凰。
说‘二十世纪的活字，
胜于三千年的死字’，
岂非瞎了眼睛，
定是丧心病狂！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雨果＇，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9＇
胡适的这首打油诗，不消说，当然没有讨得梅光迪的欢心。连任鸿隽也大不以为然。他说：“足下此次试验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胡适当然不服气，他在7月26日回了一封三千余言的长信给任鸿隽，说他那首打油诗没有一句是“凑韵”而已，其实有许多“极妙之韵”，包括“尿”韵。他还认为自己的打油诗里有十余句，“若一口气读下去，便知其声调之佳，抑扬顿挫之妙”。至于“审美”，他举了若干句，说：“此诸句哪一字不‘审’？哪一字不‘美’？”最后，他宣誓他自此不再作文言诗词：“嗟夫，叔永！吾岂好立异以为高哉？徒以‘心所谓是，不敢不为’。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10＇
胡适唯一遗憾的是，他这个白话的“诗国革命”是孤独的，是他必须单枪匹马去作的尝试。他在8月4日再给任鸿隽的信里说：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习一国语言，又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轻重。”足下定笑我狂耳。＇11＇
这是胡适白话“诗国革命”的第一声。他在1916年8月3日给韦莲司的信里，也向她报告了这个里程碑：
我与旖色佳朋友的笔战暂时告了一个段落。结局我相当满意：我被迫必须为我以白话作文学工具的立场作辩护。为了挑战我的朋友们的保守立场，我宣布我从此再也不用中国的“死文字”来作诗。往后的几年，我将用白话写诗来作实验。＇12＇
8月21日，胡适在写给朱经农的信里，写下了他“文学革命的八条件”：“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13＇这就是胡适的“八不主义”。
9月3日，胡适从陆游的诗里挪用了他的“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句，写了一首《尝试歌》：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末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花柳病药＇次？莫想小试便成功，天下无此容易事！
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已无愧，即此失败便足记。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
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
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吾师千万岁！＇14＇
胡适是在1916年10月中把他的“八不主义”写给陈独秀的。他说，不到一个月，他又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举例演申了他的“八不主义”。这“八不主义”不但责人也责己。胡适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为提倡文学革命所填的《沁园春》那首誓诗，其用意“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比如说，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条说：“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玛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这句话既是劝诫他的读者，也是“今日之我”的胡适自己的写照。我们记得胡适在1915年8月29日赠别任鸿隽的诗里说：“君期我作玛志尼。”
这个时候的胡适早已脱离了悲观的“昨日之我”。我在第三章分析胡适在上海求学时候写的诗，就提到他当时写的许多诗都违反了他后来所提倡的“八不主义”。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无病呻吟。无病呻吟的毛病是他当时悲观的心态的反照。胡适要大家不要引“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其实就是用“今日之我”埋葬“昨日之我”。他在1907年10月初所写的《西台行》有句云：“皋羽登临曾恸哭，伤哉爱国情靡已。”他同年所作的《送石蕴山归湘》也说：“尽多亡国飘零恨，此去应先吊汨罗。”他在留美初期，1911年5月19日所写的《孟夏》则引了王粲：“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
《文学改良刍议》“第六：不用典”更是胡适对自己的期许与挑战。胡适在留美期间所写的诗，用典的俯拾皆是。他在提倡文学革命以前固然如此，比如说，我在第七章引了他1914年5月26日和任鸿隽的诗里有句云：“何必麻姑为搔背，应有洪崖笑拍肩。”最令人玩味的是，他在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以后，还是不能完全挣脱用典的桎梏。比如说，他在1916年9月16日的日记里记录他改两首出国以前写的旧诗。第一首是《读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太白南巢一回首，恨无仲马为称冤。”由于他说“吾近主张不用典”，所以他把“太白”、“南巢”这两个典都给去掉了，把它改写成：“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真圣贤。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胡适显然相当满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去掉了传统的典，却引进了西洋的典——仲马——而不自知。这岂不是和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说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15＇
如果胡适改第一首旧诗还满意，第二首《读〈十字军英雄记〉》：“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灵王！炎风大漠荒凉甚，谁更持矛望夕阳？”他怎么想也想不出如何换掉“羊叔子”、“武灵王”这两个典。最后还是保留了这两个典：“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当时的他还严于责人，宽于律己，说：“第一首可入《尝试集》，第二首但可入《去国集》。”等到他写《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自知不能有双重标准，“必也一致乎”，于是他说：
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胡适这一段话有两点有趣且值得指出的地方。第一，他举他这首十年前写的诗，可他用的是他一年前所改定的稿子。第二，胡适说典有广、狭之典。前者最好的代表是成语，不在禁用之列。狭义之典则是他主张不用的。但狭义之典也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16＇他举了一些“工者”的狭义之典来作例子。他自己的《读〈十字军英雄记〉》就属于“工者”。
《文学改良刍议》是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公之于世的宣言。有趣的是，胡适自己说，由于他“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比起他在1916年4月5日在《留学日记》里所写的文学革命论，“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事实上，胡适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