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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段回忆,把他的新觉悟定在1916年二三月间,这大致上是正确的。他在4月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中国历史上不只有诗国革命,还有“文国革命”: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的语言,无可疑也。
顺着胡适这个思路推演下去,中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理应是世界上国语文学——以别于已死的拉丁文学——兴起的潮流里的一部分。可惜的是,中国的白话文学——胡适在这则日记里称为“俚语文学”——受到明初反动之害,而顿然中挫:
但丁(Dante)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Chaucer)诸人之创英吉利文'学',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之创德意志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这一则日记的重要,在于它是胡适白话文学革命思想成型的纪录。他的文学革命古已有之论、文学进化论、“活文学”取代“死文学”的世界潮流论等等,都可以在这则日记里找到踪迹。我们可以说,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的理论于焉形成。接下来的,就是透过他跟他在美国友朋论辩的激荡、他自己的阅读和思索,来进一步地理出他的白话文学革命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既然奠定,豪气干云的他,就在4月13日填了一首《沁园春》,作为他提倡文学革命的誓词。胡适这首《沁园春》前后修改约有十次,最后还是觉得初稿最好。这首词云: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敦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4'
有关《沁园春》,胡适又在4月17日的日记里作了进一步引申,他说:“吾国文学大病在三:一曰无病而呻。哀声乃亡国之征,况无所为哀耶?二曰摹仿古人。文求似左史,诗求似李杜,词求似苏辛。不知古人作古,吾辈正须求新。即论毕肖古人,亦何异行尸膺鼎?……三曰言之无物。”胡适说他所填的《沁园春》其实就是“专攻此三弊。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5'在往后两个月的日记里,胡适记录了他对文法与中国历史上“活文学”的阅读与省思。其中,最重要的是他5月间有关“谈话文学”的一则日记。在这则日记里,他已经认定了某些文体是中国“活文学”的样本:“适每谓吾国‘活文学’仅有宋人语录、元人杂剧院本、章回小说及元以来之剧本、小说而已。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6'
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理论一旦奠定,他与友朋之间的笔战其实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916年6月底胡适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第二次的“国际关系讨论会”。这次会议其实是6月21日开始的。胡适16日从纽约启程,先去了旖色佳,在韦莲司家住了八天,一直到25日才到会场。在旖色佳的时候,胡适就向他的那一批友朋,包括梅光迪在内,发表了他的白话文学革命论。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他在旖色佳八天,常和任鸿隽、杨杏佛、唐钺谈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有趣的是,当时梅光迪也在旖色佳,胡适也跟他讨论过。但在此处,他独独漏列了梅光迪。胡适说,这时候他已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日记里记有他谈话的九点大意: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语言要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如说:“赵老头回过身来,爬在街上,扑通扑通的磕了三个头。”若译作文言,更有何趣味。
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其进化之迹,略如下述:
1,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2,从不自然的文法进而为自然的文法……
3,文法由繁趋简……
4,文言之所无,白话皆有以补充……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诗词,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
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笔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
从这九项白话优于文言的论点,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理论的渐趋成熟。胡适在同一则日记里说:“此一席话亦未尝无效果。叔永后告诉我,谓将以白话作科学社年会演说稿。叔永乃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今亦决然作此实地试验,可喜也。”相对地,他在7月13日追记的日记里说,梅光迪“大攻我‘活文学’之说”。'7'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任鸿隽虽然表明他“将以白话作科学社年会演说稿”,但那并不表示他赞成胡适其它的文学革命纲领,特别是胡适诗国革命的主张。
把胡适和任鸿隽的根本分歧点凸显出来的,就是凯约嘉湖(Cayuga Lake)翻船事件。胡适在《逼上梁山》里回忆说:“我回到纽约之后不久,旖色佳的朋友们遇着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产生了一首诗,引起了一场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7月8日,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杨杏佛、唐钺在凯约嘉湖上泛舟,近岸时翻了船,又遇着大雨,但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只是大家的衣服都弄湿了。任鸿隽作了一首《泛湖即事诗》寄给胡适。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他批评任鸿隽诗中所用的“猜谜赌胜,载笑载言”,前者是二十世纪之活字,后者则是三千年前之死句。在《留学日记》里,胡适还批评了任鸿隽的诗句:“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胡适笑任鸿隽:“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8'
胡适的批评引来了梅光迪的路见不平。他去信对胡适说: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也。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
胡适说他过后写了一首一千多字的打油诗打趣梅光迪,模仿梅光迪生气的神情,“一半是少年朋友的游戏,一半是我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其中有诗句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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