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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协会”在维斯康辛州的日内瓦湖所举办的夏令营。跟胡适一样在基督教夏令营受到震荡的梅光迪，在回学校以后写给胡适的信上说：“迪对于此会感触至深，自此一行顿觉有一千钧重任置于我肩上，然此重任愿与足下共荷之也。盖今后始知耶教之真可贵，始知耶教与孔教真是一家，于是迪向来崇拜孔教之心，今后更有以自信，于是今后提倡孔教之心更觉不容已，此所谓千钧重任者也。”梅光迪又接着说：
迪自来此邦，益信孔教之有用。前与足下已屡言之：欲得真孔教，非推倒秦汉以来诸儒之腐说不可。此意又足下所素表同情者。然国人知此意者绝少，海外同人更无人提及。此乃最可痛哭者耳。迪谓吾国政治问题已解决，其次急欲待解决者即宗教问题。
梅光迪说：“吾国政治问题已解决。”这不只是他一个人一相情愿的想法。当时的留学生里有这样想法的所在多有。在他的理想里，孔教与基督教的结合与互补，将是解决人类宗教问题的锁钥。然而，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中国人自己必须先昌明孔教。在教义与制度上，把孔教提升到与基督教不相伯仲的程度。这也就是梅光迪从日内瓦湖的基督教夏令营回来以后，会在信上告诉胡适说他有“千钧重任”之感的原因：
吾辈今日之责在昌明真孔教，在昌明孔耶相同之说。一面为使本国人消除仇视耶教之见，一面使外国人消除仇视孔教之见。两教合一，而后吾国之宗教问题解决矣。今日偶与韩安君谈及此事，韩君极赞吾说，并嘱迪发起一“孔教研究会”与同志者讨论。将来发行书报，中英文并列。迪思此事为莫大之业，且刻不容缓，晚与许肇南、朱达善两君谈及，两君亦极赞成。故即函商吾子，不知以为何如？若吾子表同情，东来后当与吾子细谈此事及商定章程办法。吾子通人，又热心复兴古学之士，谅必有以教我。迪极信孔、耶一家。孔教兴则耶教自兴；且孔、耶亦各有缺点，必互相比较，截长补短而后能美满无憾。将来孔耶两教合一，通行世界，非徒吾国之福，亦各国之福也。
梅光迪这封信里，还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点，跟一年半以后，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演讲有雷同的地方。这个论点是有关中国古代的宗教。梅光迪说：
吾国宗教原于古代鬼神卜筮之说。又崇拜偶像起于《传》＇《礼记：〈祭法〉》＇所谓“以勋死事则祀之”一语。在古人之意不过备其学说之端及崇德报功之意，并无所谓迷信，无所谓因果祸福。后世教育不讲，民智日卑，而鬼神祸福之说乘势以张。又自暴秦坑儒专制体成，诵经之士乃以尊君为学。西汉诸儒咬文嚼字，牵强附会，务以求合时主心理，盖不如是不足以进身取容也。
最后，梅光迪在这封长信里提到了陈焕章的书。他说：“近者，陈焕章出一书，名曰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乃奇书。迪虽未见之，然观某报评语，其内容可知。足下曾见此书否？陈君真豪杰之士，不愧为孔教功臣。将来‘孔教研究会’成立，陈君必能为会中尽力也。”＇5＇
胡适的回信可惜现已不存。然而，从梅光迪接着所写的信看来，他认为胡适是大体赞成他在那封长信里的论点的：“足下对于迪前函谅表赞成，尚望将所作数百言而中心之书寄下，以观足下高论之一斑也。”＇6＇从梅光迪过后又写的另外一封信，我们可以推测他们之间即使有歧见，至少梅光迪认为他们已经大致有了共识：“吾子匡我甚是，然吾二人所见大致已无异矣。”事实上，梅光迪自己了解他跟胡适之间有一个关键性的歧见存在，那就在于孔教是否为宗教的问题：“近得见陈焕章之书（藏书楼中有之），推阐孔教真理极多，可谓推倒一世。望足下一读之也。惟陈君亦以孔教为宗教，若以吾子之说绳之，亦有缺憾，尚望吾子有以告我。”＇7＇这个歧见是一个关键，也可能就是胡适后来转而批判孔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点，请详见下文。
1913学年度，“康乃尔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一个“宗教之比较研究”（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ns）系列的演讲，分一整学年讲完。根据胡适在1914年1月28日《留学日记》的记载，这个系列的演讲一共有二十三次。从宗教史、原始宗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孔教、道教到日本的神道。胡适在日记里说：
主讲者多校中大师，或其它校名宿。余亦受招主讲三题：一、中国古代之国教；二、孔教；三、道教。余之滥芋其间，殊为荣幸。故颇兢兢自惕，以不称事为惧。此三题至需四星期之预备始敢发言。第一题尤难，以材料寥落，无从摭拾也。然预备此诸题时，得益殊不少；于第一题尤有心得。盖吾人向所谓知者，约略领会而已。即如孔教究竟何谓耶？今欲演说，则非将从前所约略知识者一一条析论列之，一一以明白易解之言疏说之不可。向之所模糊领会者，经此一番炉冶，都成有统系的学识矣。余之得益正坐此耳。此演说之大益，所谓教学相长者是也。＇8＇
胡适的这三个演讲是这一系列演讲的第四、五、六次的演讲，一口气在三个星期内讲完，演讲的日子在星期四。他的《中国古代之国教》是在1913年11月6日下午4点45分开讲的。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当天的报道，胡适的这篇演讲会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也就是胡适所说的中国信史的开始说起。可惜我们不知道胡适这个中国信史开始的年代的根据是什么。这篇报道说，胡适会分析中国古代之国教与儒家的不同，并指出其对后来的道教的影响。演讲的第一个部分将着重于历史跟宗教的形式；第二部分，则在分析其哲学及其根本的教条，包括古代中国对来生的看法。＇9＇
胡适演讲过后的第二天，《康乃尔太阳日报》又写了一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胡适说一般西方人以为中国的国教不是儒、就是释、再不然就是道，或者是这三教的混合。他说这个了解是错误的，其实中国古代的国教早在孔子、老子出生以前的十八、二十个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不但如此，这个国教到今天还存在。它跟儒教、道教的关系，很类似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虽然不是宇宙的造物者，但他也是万能和公正的。古代的中国人所相信的是现世报。他们认为一个人有两个灵魂。其中一个是在人死以后，就跟着一起死了；另外一个则升天。人死了以后，灵魂的处境如何，并没有确切的说法。有一派认为人没有来世。另外有一派则相信立功的不朽。由于这种哲学的观点没有办法满足一般人的要求，所以当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是张开双臂去迎接的。胡适说：据报道，中国国教里的天坛，可能会变成农业部的农业实验站。他说如果这个报道正确，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国教终于将随着帝制的灭亡而走入历史。＇10＇
胡适在这篇《中国古代之国教》演讲里说古代中国人相信一个人有两个灵魂，一个灵魂随形之死而死，另一个则升天。这显然是根据《礼记：〈郊特牲〉》：“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随着形而死的灵魂叫做“魄”，升天之灵叫做“魂”。孔颖达在《左传：〈昭公七年〉》的注疏里说：“人之生也，始变化为形，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这一升一降的原因，孔颖达解释为：“以魂本附气，气必上浮，故言‘魂气归于天’；魄本归形，形既入土，故言‘形魄归于地’。”
胡适在这篇演讲里又说中国古代没有来世说，只有现世报，相信立功的不朽。我们记得在上文所引梅光迪1912年6月25日的那一封长信。梅光迪在那封信里说：《礼记：〈祭法〉》里有“以勋死事则祀之”一语，其寓意只不过是在崇德报功，无所谓迷信，无所谓因果祸福。这跟胡适在这篇演讲的立论雷同。我们不知道这是他们“英雄所见略同”，还是胡适受了梅光迪的启发。无论如何，胡适在这篇《中国古代之国教》演讲里所作的立论，他在日后会继续发挥。但这是后话。
胡适接着在11月13日讲“孔教”。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在演讲当天的预告，胡适在演讲里会说明为什么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而且也会用孔子的人格特性，来说明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以及他为什么与其他改革家不同。＇11＇在胡适演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