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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资本家是在工作着，他们作到过劳死。但从我的角度看来，他们所作的工作不如不作。因为他们的目的就在积累更多的资本。而且，其结果是劫贫济富。
那种浪费，我要它结束。结束它的方法，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会比劳工斗争更不浪费的作法。要用法律来终止它，我们就必须先控制法律。我希望而且相信总有一天劳工会控制法律。我衷心赞成所有能让那天早一点到来的努力。在那个愿望实现以前，我同情的是罢工的工人。
你在杜威那篇文章里划了线的那句话，我认为就是我们之间的歧见的根源：“一般的和平主义者的做法，就好比像是为了避免在使用街道的时候发生冲突，就叫大家爱大家，而不是去设定使用道路的规则一样。”你想“设定使用道路的规则”，我但愿那是可行的。如果在路上冲突的两个人各有一辆篷车，我想那是可行的。问题是，目前只有一辆篷车，而有两个人争着要驾驶。一个说要往东；另外一个说要往西。道路使用的规则不可能让双方都满意。这个规则必须由双方来解决。不管这辆篷车最后是向东还是向西，输的一方一定会战。如果政府站在他的敌方，他就会与政府宣战……
要达成我所期望的目的，我不认为罢工是一个很有效的武器。一方面，罢工必须与政治行动配合；另一方面，罢工要有效，必须要用暴力、产业的破坏以及流血的方式。我不认为劳工使用暴力是聪明的作法。这是因为单纯的罢工，他们都赢不了资方，更何况是要动用枪支。然而，如果罢工发生，暴力永远是不可能避免的。我不会逃避责任。暴力是罪孽。然而，那是打击更大的罪孽的一个有效的武器，必然是与罢工如影随形的。＇34＇
艾杰顿在信上提到拉德罗罢工者的帐篷聚落，那是美国史书上所说的“拉德罗屠杀案”（Ludlow Massacre）。他用的语言诚然激烈，然而其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初年美国许多知识分子对劳资纠纷层出不穷的担忧与愤慨。杜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并不像是艾杰顿所批评的，忽视了钱与权的结合。杜威深知社会上的不平等是必须用社会的力量去矫正的。他在1916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演讲里说：“我们的学校现在是必须补偿社会里被剥夺了权益（disinherited）的大众的时候了。我们要有自觉的教育，要发挥他们个人的力量、技艺、能力以及主动权；去补偿由于地广人稀的开国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生机日蹙对他们所造成的打击。如果我们不如此作，权利就很可能会越来越集中在有钱阶级的手上，而且我们还会回到那知识、艺术文化与经济权力之间的近亲繁殖。这是财富给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文明的诅咒。而这也是我们开国的元老囿于他们的民主的理想主义，以为我们的国家已经把它斩草除根了的。”＇35＇杜威在1917年对“公众教育协会”（Public Education Association）所作的演讲里就直接触及到劳资斗争的问题。他抨击美国工业界对劳工的控制和教育是封建式的。他心目中理想的职业教育，是“让未来的工人知道他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应有的权利，让他们了解眼前的经济斗争，只不过是人类争自由史上最新的一章”。＇36＇
艾杰顿诚然用辞激烈，然而他指出来的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社会要劳工守法，但如果法律是站在资方，劳工要守法，就永远没有翻身的一天。这点，胡适不是不知道。他在《洛克〈政府二论〉的研究》那篇学期报告里就引了洛克的话说：“如果以法律之名而行不义，那还是暴力，还是伤害。受害者就只剩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诉之于天’，那对洛克来说，就是起义的同义词。”胡适又说：
反对“诉之于天”论的人说，其流弊是种下了起义频繁的酵母菌。洛克对这个诘难有三个答案。第一，这个假设跟其他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没有这个可以作为酵母菌的理论，人们在被戕贼的时候，总会找机会让自己从那重压下脱身。其次，人们不会因为管理稍微不善就革命。人们总是很有耐性的，他们会一直忍到忍无可忍为止。第三，人民有权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成立一个新政府的理论，其实是革命最好的阻碍，是最能够阻止其发生的工具。这是因为如果主政者了解只要他们不负人民的付托，他们就可以安稳于其位，这世界上就很少会有那么愚蠢的主政者，会去践踏人民而自取灭亡。＇37＇
艾杰顿所说的“用法律来取代劳工斗争，无异于是把工业界拱手让给资本家”，杜威所说的“眼前的经济斗争，只不过是人类争自由史上最新的一章”，以及洛克的“诉之于天”的起义论，都在在地影响了胡适。直到1940年代初期，胡适仍然认为二十世纪的潮流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汇流。胡适在1926年说：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暸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
胡适说：“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后者就是俄国走的路：“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前者所走的路，就是洛克所说的，主政者知道人民可以“诉之于天”。他们于是反其道而行，借势使力地把“诉之于天”的理论因势利导，把它变成了洛克所说的“革命最好的阻碍，最能够阻止其发生的工具”。于是乎，有了“各国的‘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的发达，工厂的视察，工厂卫生的改良，儿童工作与妇女工作的救济，红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缩短工作时间的实行，工人的保险，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的运动，失业的救济，级进制的（progressive）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行”。＇38＇
胡适在读了杜威1916年那两篇他的“旧爱”以后，写了他自己那篇得奖征文的“旧爱”。此后的二十五年之间，这三篇双重的“旧爱”就变成了胡适政治思想的基石。他的仲裁主义是建立在杜威所强调的规划、管理和控制的观念之上的。就在胡适增订、润饰他那篇得奖的“旧爱”的最后阶段，他在《留学日记》写了一段话。现在，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他这段话的灵感来源就是杜威那两篇他的“旧爱”。他在7月20日的日记里说：
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漂泊。这种漂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欲免漂泊，须定方针。吾尝以英文语人云：“A bad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at all。”此话不知可有人说过；译言：“打个坏主意，胜于没主意。”今日西方人常提“功效主义”（effciency）。其实功效主义之第一着手处便是“筹划打算”……＇39＇
胡适这个从杜威新悟出来的“主意”、“方针”、“政策”，也就是他后来“专家政治”思想的来源。最耐人寻味的是，胡适停留在他1916年的双重的“旧爱”，杜威却早已离开了他的原点。我在上文提到胡适1940年3月2日给杜威的信。他问杜威：“我一直不了解您为什么搁置了您在1916年写的这两篇文章的论点。”胡适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在几个月前写了一篇庆祝杜威八十寿辰的论文。他的基本立论用的还是杜威1916年的那两篇文章。杜威回答得很模棱两可，也很含蓄：
你对我从前那两篇文章的评论，我也很有兴趣。只是我必须细加思考，才能回答你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我当时的观点。毫无疑问地，那一定又跟“相对”是有关的！1916年（是1916年吧？）的情况＇指大战当中＇当然会把力量的问题凸显到最显著的地位。然而，我可以确定那也不是全部的原因。＇40＇
杜威说得很含蓄。但是在含蓄中，他也透露了真话。换句话说，他把1916年那两篇文章的论点，“束之高阁”，并不纯粹只是因为战争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杜威来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失败的实验。要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当然是逾越了我们的主题。简言之，杜威在战后彻底地修正了他在战时的立场。他原来是支持美国参战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