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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把他从安吉尔所得来的中心思想，用杜威的分析概念和语言，写出了一篇立论严谨、文字洗练的论文。胡适这篇文章用的是出奇制胜的写作策略。他在《口述自传》里说，他认为出“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这个征文题目的人，一定先假定答案是肯定的。他颇得意地回忆说，自己故意反其道而行，申论杜威“无力不成事”的观点：＇28＇
“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这个问题有非常严重的含混性。如果我们不在一开始就把它厘清，就会大大地阻碍我们了解真正的问题的所在。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所指的一定不是力量本身，而是那习以为常、无限制地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作法。然而，这个问题的问法，不但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已经预设了答案，而且严重地混淆了发问者的真意。这是因为“取代武力之道”，从措辞来看，它所寻求的似乎是与武力——不用任何力量——相反的东西。这种取代之道世间没有。
我们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有多大了。如果我们把以上胡适的这段话拿来跟杜威在《力量、暴力与法律》的一段话相对照，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字句还是在论述上，胡适所说的都是杜威的。杜威说：
除非是我错了，再不然就是那些哓嚷着要“用法律来取代武力”的人把他们的语言弄混淆了。语言混淆很可能造成观念的混淆。人世间唯一能成就任何事物的，就是力量。严格来说，想要用法律来取代武力，其不通之处，就好比是想要用把效率都已经计算好了的数学方程式来运转引擎一样。毫无疑问地，说那句话的人，心地善良。他们是想要用某种方法来规约武力，才不会像目前的做法一样造成浪费。然而，字句上的混淆跟思想上的混淆常是息息相关的。许多人对武力这个字，打从心里就有反感。他们一提到“力的哲学”，就是鄙夷跟愤慨。这有点像如果有一个人，他是工程师，却又鄙视能量科学一样的矛盾。＇29＇
无论如何，胡适在用杜威的话语以及思考方式来说明人世间无力不成事的道理以后，他就在论文第一节的结论里说：
以上所述在于指出下列几点：一、想要找到一个不用武力的国际政策，无异于缘木求鱼；二、即使是所谓的不抵抗主义，其真正谴责的也不是力量本身；三、“取代武力之道”只可能意味着取代那最粗恶、最浪费的使用武力之道。
等胡适把问题从“取代武力之道”转变成“取代最粗恶、最浪费的武力之道”以后，他就进入主题了。他的立论还是基于杜威；他的写作策略，还是出奇制胜，把众口皆曰是的常理着实给颠覆了：
国际关系的问题不在于力之泛滥，而在于力之不行。在这次大战里，我们目睹了人类史上最惊天动地的力的展现。然而，这些惊人的武力的展现有什么成果？……这些国家还没有学到如何用武力在国际关系上有所作为。他们只是用浪费最大、收益最低的方式在挥霍他们的力量。
这种浪费、挥霍的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懂得统合各国的力量：
这是因为力量没有被有效的运用，这是因为力量被浪费掉了。力之所以不行，是因为它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目标的。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下，力量是用来抵抗力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力量的使用给自己带来的，是一大堆反对的力量。其结果是力量的相互抵消；主动与被动双方都在相互的抵抗与抵消中浪费掉了。
如果在现行的国际关系里，武力的使用所造成的是冲突、是浪费，解决之道何在呢？胡适说：
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一味地去谴责武力，也不是去寻找一个不用武力的取代之道，而是去寻找一个方法，让力可以行诸国际关系之上，而避免因为滥用而造成自我的力穷与毁灭。解决之道，在于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来把阻力或冲突减到最低。
胡适征引杜威对法律的诠释：“法律是能量组织状况的表现，能量没有被组织起来，就会互相产生冲突，结果就是暴力，这也就是说，破坏或浪费。”胡适说杜威提出来的这个观念，人类已经懂得把它用在处理一国的事务上。这同一个理念，胡适说，人类必须懂得也拿来处理国际事务。他说：“我们一定要把每个国家目前这种独立、互相冲突的能量，转化成一种有组织的能量，一种订立了相互的责任与权利的国际组织。”这个国际组织必须要有能仲裁国际纷争的机制。这也就是说，所有签署国集体一致用经济与军事的方法去制裁违法的国家。这个制裁的机制，胡适说有三个好处：
第一，这防止了不必要的重复与浪费。这是让全世界裁军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这样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有理由说它必须要有比其他国家更强的军备。第二，这会把武力的运用减到最低。当大家都了解使用武力的目的，套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当“一切都和盘托出”的时候＇注：这是杜威在《力量、暴力与法律》一文里说的话＇，当违法会受到公共制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可靠的架构，来确保人类的文明不会再有突发、周期性的崩盘（breakdown）。第三，把全世界国家的武力结合起来以维持公法与和平的做法，或许还会有促进国际团结与亲善的教育功能。至少，这可以使每个国家从目前人为的障碍和偏见之中解放出来。
在这篇论文的篇末，胡适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首先，是他的世界主义的哲学：
我们也必须在这种国际思考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地修正我们的民族主义，不再接受“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国家视为不过是一个人所隶属的诸多团体里的一个。同时，用拉斯基（Harold Laski）教授的话来说，国家必须“像教会、种族或工会一样，必须要努力地争取我们对它的忠诚。而且，当冲突出现的时候，个人的抉择必须是在道德的基础上”。不再是我的国家要“驾驭万邦”的思想，我们必须把国家视为只是促进其所组成的个人的福祉与自由发展的工具而已。如果这个国际组织能增进国家的安全，不受外侮与征服，则它应该得到每一个爱国的公民的爱戴与拥护。
最后，是胡适的“专家政治”哲学的滥觞：
传统的政治手腕（statesmanship）——那种应时、循事而随波逐流的政治手腕——从来就没有像今天一样，对这个世界带来那么大的破坏与苦痛。人类可以用智慧与机智来策划、管制国际关系的可能性，也从来就没有像今天一样的大。我们要继续允许政客得过且过（muddle through），让自己被“事态的自然发展”（the march of events）拽着走，然后一边安慰自己，“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是太平盛世了”吗？＇注：这是韦莲司推荐给胡适读的约翰·墨理（John Morley）在《论妥协》（On promise）里说的一句话，详见第七章＇
胡适的《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是篇杰作。这篇论文得奖的时候，他才二十四岁半！如果有心人愿意把他这篇论文跟杜威的《力量、暴力与法律》以及《力量与制裁》拿来作细致的比对，他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胡适是如何技巧地、成功地把杜威的论点用到他自己的文章里的。胡适在1940年3月2日写给杜威的信里，就指出了他那篇文章特别受到杜威影响的地方：“您会注意到第三、第四部分几乎完全是根据您在1916年所写的两篇文章：《力量、暴力、与法律》以及《力量与制裁》……这两篇文章出版的时候对我的影响极大。我那篇得奖的文章《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6年6月，“国际调解会”特刊），就是试图要进一步发展您的论旨。我随信寄上这篇文章的抽印本，上面印的是我以前用的名字Suh Hu。我一直不了解您为什么搁置了您在1916年写的这两篇文章的论点。您不会反对我现在把它们重新提出来吧？（从我这篇得奖的文章，您可以看出来您这两篇文章是我的旧爱！）”
胡适说杜威那两篇文章是他的“旧爱”。其实，他真正要说的，是他自己得奖的那篇《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是他的“旧爱”。一直到1940年代，胡适还常把他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