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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听了几天前麦克东纳教授关于国际法制裁的演说，都会记得他指出了几种制裁的方式：一、用军事力量；二、用经济的压力；三、用舆论。第三种方式是最重要的。我们遵守国家的法律，难道是因为法律的背后有警察吗？当然不是。我们每天遵守法律，完全没想到警察。
英国的大法官侯定（Lord Haldane）……指出法律最后的制裁力是黑格尔所说的“人伦”（Sittlichkeit）；中国人叫它作“礼”；卢梭称之为“公意”（general will）。由公议（public sentiment）、至上的道德、文学、社会制度等等所构成的“人伦”，是法律背后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法律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法律必须要时时靠警察才能执行，那我们还能和平地生活着吗？国际法最终赖以维持的是舆论，是迪肯森（Lowes Dickinson）称之为“和平的意志”的公议的形成。这种公意、“和平的意志”会让我们下意识地去遵守国家或国际的法律。这是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
这篇演说的第二个主旨，是哲学家或道德哲学家如何善尽他们的角色，来帮忙建立这个“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胡适说可行之道有二。第一，是用功利主义的方法：
法律在以往一直被认为是绝对的。然而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很多思想家开始怀疑法律哲学的绝对论。他们开始问：法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英国的边沁与德国的耶令（Jhering）试图去找出法律的“目的”（Zweck）。法律因此失去了其绝对性，而变成了达成目的的方法。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功利主义者说，那就是功利、公益，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试图用它作为衡量任何法律或制度的标准，看它们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后再决定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那个法律或制度。
能适用于国家的，也可以适用于国际。在国际关系上，我们痛切地需要一个理性的标准来衡量政府的政策。就以军备为例，军备是否能促进一个国家最大的幸福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让我们舍弃所有其它建设事业，而把全国的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军备。如果我们坐下来想一想，过去和现在的国际关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有太多的非理性的因素存在。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真正利益的所在，我们就可以把它运用在每一个政策上，并且有理智地去评断它。这是道德哲学家可以做的第一个贡献。
道德哲学家可以做的第二个贡献，是去发展出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大同主义：
如果人类的历史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人类的“吾邻”的概念一直在扩大中。十八世纪初年英国巴特勒主教有一篇“孰为吾邻”的讲道。他对“吾邻”定义：“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知晓、能去影响、必须与之交会的那个部分的宇宙、人类与国家。”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义用在今天，这整个世界就是吾邻。这是历史所告诉我们的趋向。我们这些对人类的进步具有信心的人，不能相信国家是人类最高的理想。道德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指出并教导一种新的哲学，让整个世界知道爱国并不是人类最高的理念，人类完全可以奋力地向侯定爵士很适当地称之为“更高的国家”（higher nationality）的理想迈进。道德哲学家的责任，在教导人类不要以牺牲别的国家的权利与土地的方式，来尊崇自己的国家，而毋宁是以这个“更高的国家”的福祉为目的来发展自己的国家。道德哲学家的责任在鼓励人类为那理想的世界国的境界来奋斗。用康德的话来说：“每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小的国家的安全和权利，不是建立在其国力或自己所认为的权利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国际联盟（foedus amphictionum）之上，建立在一个集合起来的力量之上，建立在一个遵循法律的共同的意志的决定之上。＇54＇
胡适的这篇演说有三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我们记得开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的夏天，就是胡适1936年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说他“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的那个暑假。然而，他这篇演说中缺席最明显的就是杜威的实验主义观点。第二，他在哲学观点上糅杂、挪用、调和的倾向在这里已经非常明显了。这时，他还没离开唯心论大本营的康乃尔大学。但是，他的演说里，已经挪用了功利主义跟康德的观点，交叉互补为用。第三，这是胡适绝对的不抵抗主义的最后一篇宣言。他这时还是不相信军事和经济的制裁，所以才会说：“如果法律必须要时时靠警察才能执行，那我们还能和平地生活着吗？”无怪乎他相信舆论，相信靠舆论去凝聚起来的“和平的意志”，才是“最终、最有效的制裁方法”。
根据他在《留学日记》所记，讷司密斯在讨论会的最后一夜，“嘱余讲‘伦理与国际政策之关系’。余略书所见，约十五分钟而毕。”＇55＇信然！他这篇演说急就章的痕迹斑斑俱在，迥异于他一向行文与论述的洗练与周密。安吉尔对胡适征引功利主义的理论显然不能苟同。胡适演说完了以后，安吉尔作了一点短评。他说他只想点到为止。他说功利主义者的错误，在于假定道德就是自身利益（selfinterest）的扩充。他说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一个人决定要好好地教育他的孩子，可以完全是因为那攸关着他自身的利益，但也可以只是因为他就是想这样作而已。当然，安吉尔说，这两者并不必然起冲突，道德与自身利益可以并行不悖。只是，什么是自身利益呢？我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时候，已经把同侪心、伙伴们对我们的好评等等不可捉摸的东西都剔除掉了。但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人类的利益。如果你把这些也加进去，你会发现利益与道德的调和其实是一码事。但是，即使你证明了那一点，这并不等于你证明了功利主义的观点，亦即，我们行为的动机是自身的利益。安吉尔说：“这形上学的话说够久了。”他于是就此打住。＇56＇
最耐人寻味的是，胡适是带着绝对的不抵抗主义来参加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的。然而，他所敬仰的安吉尔以及他所佩服的讷司密斯，都走向以不同方式来制裁的道路了。欧战的发生，使原来投身于和平运动的讷司密斯彻底泄气。他于是参加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后来还担任该联盟麻省分会的秘书。安吉尔在这个“国际关系讨论会”已经开始主张用国际联盟的方式来维持和平。以往的军事联盟带来的是更多的战争，非军事联盟的组织，像海牙会议，又因为没有制裁力，而等于虚设。他主张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所有会员国承诺一致行动。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拒绝把争端付诸公决，所有会员国就拒绝与它往来。从前的杯葛、拒绝往来不成功，是因为那不是全面的。只有全球性的、全方位的杯葛、拒绝往来才能奏效。试想，有哪一个现代国家能够自外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而得以生存呢？他认为这种非军事的制裁方式，远比军事的制裁方式要有效多了。＇57＇
更更耐人寻味，恐怕当时也让胡适震动莫名的，是大会最后所作的几项决议。那是一组主张国际仲裁的决议：
鉴于：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在在显示了美国就是参战，也不可能确保美国及其它中立国家人民的生命，以及美国与它中立国家在海上行使商业的权利。这是因为交战的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曲解、违反了法律，而且它们对法律的诠释所造成的后果是，这些权利在未来无法得到适当的保障。
我们敬谨地认为，要保护美国的权利，就必须开发并改订现行的国际法，以便：
一、一个制定法律的国际立法机构；
二、一个公正诠释法律的国际法庭；
三、一个能视情况所需，使用最有效的经济或军事力量来执行法庭决定的国际组织。
我们更进一步地谨促美国政府——因为这是立时可行，而且可以作为达成这四＇三？＇项结果的第一步——邀请其他西半球的民主国家进行咨商，以探询它们是否愿意立约支持在战后的和平会议里，以协同一致的方式，去争取保障中立国的权益。
这几项决议将呈递给威尔逊总统、国会议员以及泛美联盟（Pan American Un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