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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中国的反动分子有外国权威来助他们的威风；有像有贺长雄和古德诺教授这样的宪政权威来替他们撑腰。胡适说有贺长雄会反对“少年中国”不足为奇。来自美利坚民主国的古德诺教授也说中国人不能胜任民主，这才是最致命的。胡适在这篇文章的结论下了他的“春秋”史笔：“这些学者把他们的‘权威’论调写进了中华民国的新宪法里，而此刻正是他们就要被他们拥立的中国皇帝授勋的前夕。”＇12＇
值得注意的是，《外观报》的主编一点都不同情胡适的论点。他特别写了一篇冗长的社论批驳胡适。他说《外观报》欢迎像胡适这样的“少年中国”的代表投稿，因为美国人很少有机会听到个别的“支那人”的想法。然而，对于胡适这个“支那人”的想法，他是难掩其鄙夷之气的。在列出了一长串的疑问以后，他说：“除了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中国还有其他能无私奉公的人吗？”他说宣布共和不等于就有了共和，这完全是两码子的事。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完全不适合民主政体。他说父权的君主政体适合中国这句话我们已经征引过了。他说同情中国的人都一致认为君主立宪比民主政治更适于中国，因为那能确保中国的稳定。而袁世凯就是那最适合从事君主立宪的人。袁世凯就像从前的拿破仑一样，有军人的支持，有外国人的认可，又有民心的拥护。这位主编的结论是：中国的未来，不只是一个政治的革新，而且是社会的更生。一个国家的政体必须要适合它的国民；而国民自己也必须能懂得上进到稍微像个样子（rise to new standards）才能配合。＇13＇
胡适是中国留学生里的一个异数，他不但反对袁世凯的独裁与帝制，而且敢于挺身而出，撰文批判，把他的反袁立论发表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以及其他美国的刊物上。袁世凯帝制成立以后，胡适于1916年1月14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报《哥伦比亚每日旁观报》（Columbia Daily Spectator）上发表了《中国帝制复辟的分析》（Analysis of the Monarchical Restoration in China）。这篇文章再度显现出胡适的英文文笔以及他的论辩术的一流。他开宗明义就说：
我首先表示，我欢迎把民国改为帝制。我有一千零一个理由欢迎这个改变，但为了节省篇幅，就举出下述几个。第一，这一变等于没变，只是用正确的名称来称呼中国现有的政府。中华民国在两年前就夭折了。从那以后，中国的政府一直是一个以共和为名的专制帝制。现在，把政府的真面目给老实地说开了，这对“共和”美名的凌辱，终于可以不再。用正确的名字来称呼事物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至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我欢迎这个改变的第二个理由是：它向全世界揭露了中国政府的本质；特别是，它向全世界揭露了袁世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的“强人”、不久前才对天地立誓绝不背叛共和的人——的本质。这个中国的强人说：“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他的“爱国”也许不在人后，因为布鲁托斯（Brutus）是一个正人君子＇注：胡适在此处是引马克·安东尼在莎士比亚的《凯撒》里反讽刺死凯撒的布鲁托斯＇。
第三个理由是前两者所必然的结果。中国的政治发展打开了美国舆论家的眼睛，因而让美国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舆论产生了些微的改变。任何注意美国主要报刊这几年来的社论的人，都不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个改变。这种美国舆论的改变对“少年中国”而言，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道德的意义的。中国的反动分子精心地污染了美国的舆论；他们甚至成功地把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现任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都拉了进去，自愿作为中国的反动势力的代言人。美国那些一知半解的舆论家对袁世凯的礼赞，读起来真是令人作呕。举个例来说，有一位作家说袁世凯设立了一个御史台来为他作谏诤。他说这可以证明袁世凯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他说，世界上还有谁敢任命一批官员，他们的职责就是专门来批判自己吗？这位袁迷浑然不知御史台在中国已经有了至少两千三百年的历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简言之，会作这种礼赞的人，泰半是有心示好，只是观察不敏，知识有限。我很高兴许多美国的主编现在愿意“收回前言”，以袁世凯的真面目来对待袁世凯。“少年中国”所要求美国舆论界的，就是根据事实作无私、公允的判断。而这也就是中国当前的政治变化所开始造成了的。
胡适说他欢迎袁世凯宣布帝制，因为那终于使中国的政体名实相符。这当然是论辩策略上的一种反讽手法。作了反讽以后，他才说：对中国而言，袁世凯的帝制所代表的，当然是一个挫败、一个倒退。胡适说其所带来的祸害有四：第一，是皇戚与贵胄阶级的再现。他说，在举世走向民主、平等的潮流之下，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第二，帝制的再现会造成传统腐败官僚阶级的复辟。胡适说这个卖官鬻爵的官僚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所造成的祸害，远比鸦片和小脚还严重。辛亥革命再怎么不济，光是把这批卖官鬻爵的腐败阶级送回老家“去坐冷板凳”，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第三，帝制的复辟会带来动乱与革命。蔡锷的护国军只是一个开始。古德诺赞成帝制，说那可以“防止中国的分崩离析”。胡适说古德诺错了。帝制的结果适得其反，专权的反动政府所带来的，必然是分崩离析、必然是革命；第四，也是最不幸的，帝制的复辟带来的，是所有建设性工作与政策的中断。一方面，政府浪费其所有的资源去作帝制的宣传，镇压所有的反对声浪与行动。另一方面，年轻人在失望之余，也浪费了他们的青春与生命去从事革命。举国上下浪费精力、虚掷良机，就因为一介独夫和一些无耻政客的野心！＇14＇
护国军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眼见大势已去，被迫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因尿毒症而死。胡适在次日的《留学日记》里写下了他对袁世凯的盖棺论定：
袁世凯死于昨日。此间华人，真有手舞足蹈之概。此真可谓“千夫所指无病自死”者矣。吾对于袁氏一生，最痛恨者，惟其“坐失机会”一事。机会之来，瞬息即逝，不能待人。人生几何？能得几许好机会耶？袁氏之失机多矣：戊戌，一也；庚子，二也；辛亥壬子之间，三也；二次革命以后，四也。使戊戌政变不致推翻，则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即不能至此，亦决无庚子之奇辱，可无疑矣。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矣。二十年来之精神财力人才，都消耗于互相打消之内讧，皆戊戌之失败有以致之也。辛壬之际，南方领袖倾心助袁，岂有私于一人哉？为国家计，姑与之以有为之机会以观其成耳。袁氏当是时，内揽大权，外得列强之赞助，傥彼果能善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致吾国于治安之域，则身荣死哀，固意中事耳。惜乎！袁氏昧于国中人心思想之趋向，力图私利，排异己，甚至用种种罪恶的手段以行其志，驯致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今日之死晚矣。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二十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15＇
胡适不但在《留学日记》里写下他对袁世凯的盖棺论定，还用英文发表了他对袁世凯及其党羽捏造民意、策动帝制运动的来龙去脉。这就是他在1917年的《种族发展季刊》（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上发表的《捏造民意：最近中国帝制运动的文献史》（Manufactur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ecent Monarchical Movement in China）。他的目的是从电文来分析“筹安会”设计、安排拥戴袁世凯为皇帝的过程。他一开始就画龙点睛地抖出了袁世凯及其党羽捏造民意的证据。他指出各省“国民代表大会”所上的拥戴电文，不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