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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梅光迪致胡适，＇1912年正月19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338339。
＇20＇ P。W。Kuo to Y。S。Tsao； January 26。1912，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4（February 10，1912），p。363。
＇21＇＇Y。S。Tsao＇，“Editorials：A Strong Central Government，”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5（March 10，1912），pp。395397。
＇22＇ T。C。Chu，“Review of Home News：The Revolution：A Survey，”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VII。5（March 10，1912），pp。404407。
＇23＇ Yoeh Liang Tong＇Tang Yueliang＇，“Over Progressivenes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1（November 10，1913），pp。4649。
＇24＇ Mabel Lee，“Chinese Patriotis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1（October 1914），pp。2326。
＇25＇ T。V。Soong，“Eastern Conference at Amherst； Mas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X。1（October 1914），p。32。
＇26＇ 杨铨，《东美中国学生会十龄纪念夏会记事》，《留美学生季报》，I。4（December，1914），页72。
＇27＇《胡适日记全集》，1：473。
＇28＇＇Zuntsoon Zee（Xu Chengzong）＇，“1914，”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3（January 10，1914），p，184。
＇29＇ Ren Yen Lo＇Luo Yunyan＇，“Conservatism vs。Radicalism，”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1（November 10，1913），p。40。
＇30＇“Does the Minority Have Rights？”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1（November 10，1913），p。86。
＇31＇ 请参阅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页207252；Hao Chang； Liang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220271。
＇32＇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书店，1957），第二册，页10。
＇33＇＇Wen Pin Wei＇，“Editorials：Government and Constitu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3（January 1914），pp。173176。
＇34＇“Dr。Goodnow on the Draft Constitution，”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3（January 10，1914），pp。181182。
＇35＇＇Wen Pin Wei＇，“Editorials：The Political Outlook，”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 IX。8（June 10，1914），p。569。
＇36＇《胡适日记全集》，1：187。
＇37＇“Approval of Republic Expressed by Chinese，”Cornell Daily Sun； XXXII。50，November 21，1911，p。1。
＇38＇“Cornell Chinese Hoist Flag of New Republic，”Cornell Daily Sun； XXXII。154，April 22，1912，p。1。
＇39＇ Suh Hu＇Hu Shi＇，“A Republic for China，”《胡适全集》，35：16。
＇40＇“Assert China Isn’t Really a Republic，”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1912，p。4。
＇41＇《胡适日记全集》，1：223。
＇42＇《胡适日记全集》，1：223224。
＇43＇《胡适日记全集》，1：224。
＇44＇ 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3月14日、3月19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434，437。
＇45＇《胡适日记全集》，2：18。
＇46＇《胡适日记全集》，2：47。
＇47＇ Hu Shi to Clifford Williams； February 14，1915，《胡适全集》，40：5253。
＇48＇《胡适日记全集》，2：440。
洪宪帝制
胡适很早就体会到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根作起，所谓“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他在1914年11月2日给韦莲司的第一封信里，就自称为一个激进主义者。他解释说他所谓的“激进”，完全是就其英文字根的原意而言的：“我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心向往之。我所谓的‘激进主义者’的意思，是指一个探本溯源的人；这是‘激进’的字根的本意。”＇1＇韦莲司在1915年2月给胡适的一封信里，虽然并不完全排斥革命的必要，但强调那欲速其成的革命必须与百年树人的教育双管齐下，方能奏功。＇2＇年12月11日，中国的参政院受“国民代表大会”的“托付”，上书推戴袁世凯为皇帝。当天晚上，胡适在纽约看到这则外电报道。第二天，他给韦莲司的信上加了下述这一段按语：“周六晚从中国来的消息，让我如释重负。这一段时间来的种种虚伪、权谋让我恶心至极，这个令人作呕但终于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推戴书一出来，反而使我平静了下来。”＇3＇
袁世凯在12月12日接受拥戴。25日，蔡锷等在云南通电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1916年是洪宪元年。当时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韦莲司也住在纽约。他们在1月11日见了面，可能讨论到了护国军的讨袁行动。胡适回宿舍以后，写了一封信给韦莲司，解释了他对革命的看法：
我恐怕我今天对妳说的话，会让妳误以为我希望现在就有一个革命来推翻现政府。我的确是同情革命党，但并不赞成此时此刻去革命。我现在的立场是：要政治清明（decency）、上轨道（effciency）没有捷径可走。但这并不表示帝制是其必经的阶段，而不过是说没有一些必备的先决条件，就不可能有上轨道的政治。那些认为中国必须用帝制来巩固求强的人，跟那些认为共和制度可以创造奇迹的人，同样愚不可及。没有我所说的“先决条件”，帝制也好、共和也好，都救不了中国。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先前对妳说过的，去为培养这些先决条件“造新因”。＇4＇
胡适对韦莲司说的这段话的主旨，后来出现在他在该月底写给国内好友许怡荪的信里：
……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虑。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至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耳。
……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5＇
尽管胡适对韦莲司说他并不赞成此时此刻革命，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对他来说纯粹是一个反动。他在给上引韦莲司的那封信里说：“我谴责我那些帝制运动的朋友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这个反动的政府，等同于他们所爱的国家，等同于我们大家共同所希冀的‘清明的、上轨道的政府’。”蔡锷的护国军起事以后，胡适很可能觉得这个革命行动是一个必要之恶，而表示支持。我们很幸运地有一封他写给韦莲司父亲的信。他在这封信里，表明了他私心祝福讨袁的成功。同时，这也是他在留美时期对革命以及根本救国之道解释得最痛快淋漓的一封信：
我要特别感谢您关心我国前途所说的一些鼓励的话。当失败摆在眼前的时候，我一定会好好地记住您所说的这些充满智慧的话：“旧的事物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就烟消雾散，固有的政治制度也只能一步一步地去改良，很少能立时翻新的，即使用革命的手段也是如此。”这点我一直就相信，现在也还是相信。我不谴责革命，因为我相信革命也是进化里必要的过程。死亡与凋谢，跟新生与成长，同样是有机的演进里必要的过程。
然而，我并不赞成时机未成熟的革命，因为那种革命通常是一种浪费，是无益的。中国有一句俗谚：“瓜熟蒂落。”瓜还没熟就去摘，伤到的是瓜。基于这个理由，我并不看重目前的种种＇讨袁的＇革命行动，虽然我同情这些革命者。我个人宁愿从事的，是“从下往上”的建设工作。我相信要政治清明、上轨道，没有捷径可走。帝制运动者所想要的，并不是清明、上轨道的政治；革命者要清明、上轨道的政治，但他们想用革命走捷径。我私心希望他们成功，但我私下质疑他们的智慧。我个人目前对中国现状的态度是：“会发生的就是会发生。让我们为未来的世代打好基础。让我们去教育民众。”这就是我所说的“从下往上”的建设之法。这自然是一个迂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