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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疗法”的部分内容，出于各种意愿和目的，医生让他的房间保持1968年的风格。
医生已经解释过，这种痴呆症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有所改善，因此，需要让病人尽可能生活得开心、无忧无虑，即使那意味着活在某种非现实之中。总之，艾拉想活在1968年。那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因此，为什么要去打扰他？
“嘿，艾拉！”
艾拉从来不想她叫他“爸爸”。听到她的叫声，艾拉像所有病人那样，慢吞吞地转过身来，举起手一一仿佛置身水下一般一向他摆摆手：“嘿，露西。”
她眨掉眼中的泪水。他总能认出她来，总知道她是谁。如果说他还活在1968年，而他女儿那时甚至还没出生这个事实好像是一种矛盾的话，嗯，那就让它矛盾去吧。但那从不会让艾拉的幻想破灭。
他冲女儿笑笑。对于一个如此残酷的世界来说，艾拉一直太宽宏大量，太慷慨大方，太孩子气，太天真。提到父亲时，露西总是称他“前嬉皮士”，这暗示艾拉在某个时候已经放弃做嬉皮士了。在别的每个人都把表示自己主张和平与爱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嬉皮士，尤指佩花嬉皮士，兴起的表达反文化或反传统信仰和观点的运动。一一译者注）的扎染和串珠都交出去之后很久，在其他人都把头发剪掉、把胡须剃掉之后，艾拉仍然忠实于他们曾经的事业。
在露西美好的童年生活中，艾拉从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他对女儿几乎没有限制，从不为女儿设置界限，他想让女儿见识和经历一切，即使可能不那么适当的事情。但奇怪的是，这种监管的缺失却让他的独生女露西·西尔弗斯坦变得有些谨慎，至少根据当时的标准來看是如此。
“真高兴你来了……”艾拉一面说着话，一面脚步蹒跚地向她走来。
露西急忙上前一步拥抱父亲。父亲身上有股老人特有的苍老气味。那件大麻篷却也需要洗了。
“感觉怎样，艾拉？”
“好极了。从来没这么好过。”
艾拉打开一个瓶子，吃下一粒维生素。他经常吃维生素。尽管艾拉是不赞成资本主义的人，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仍然靠生产维生素发了点小财。他把财富全部兑换成现金，买下了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交界处的那片地产。有段时间，他在那里创办了一个公社，但没持续多久。因此，他把那里变成了夏令营地。
“你好吗？”露西问。
“从来没这么好过，露西。”
然后，他哭起来。露西在他身边坐下，拉着他的手。他哭一阵，笑一阵，然后又哭了，不停地说他是多么爱她。
“露西，你就是我的世界，”他说，“我看到你……就看到了一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艾拉，我也爱你。”
“你明白了？我就是这意思。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然后，他又哭了。
她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她需要回办公室去看看朗尼査到了什么。艾拉的头正靠在她肩膀上。父亲的头皮屑和气味让她有些心烦。因此，当一个护士走进房间时，露西借机摆脱了父亲。但她为此憎恨自己。
“我下周再来，好吗？”
艾拉点点头。她离开的时候，父亲在微笑。
那个护士——露西忘记她的名字了——在走廊上等她。“他最近情况怎样？”露西问。
这通常是个象征性的问题。这按病人的情况都不好，但他们的家人不想听别人那样说。因此，护士通常都会说：“啊，他棒极了。”但这次，她说：“你父亲最近更容易激动了。”
“怎么回事？”
“艾拉通常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温和的男人。但他的情绪波动一一”
“他一直有情绪波动。”
“但不像这样的波动。”
“他很让人讨厌吗？”
“不，不是……”
“那是什么？”
她耸耸肩：“他一直喋喋不休地说过去的事。”
“他历来就喜欢说60年代的事。”
“不，不是那么久以前的事。”
“那是什么？”
“他老说起一个夏令营。”
露西感觉胸口受到缓慢一击：“他说些什么？”
“他说他曾有一个夏令营地。但后来失去了。他还开始大声说什么鲜血、树林、黑暗。然后，他又安静下来。很恐怖。上个星期以前，我从未听他说起过夏令营，更没听他说过他有一个营地。除非，当然，艾拉的脑子总是飘忽不定。也许，他只是想象自己有个营地？”
护士是用问句的方式说的这句话，但露西没有冋答。走廊那头有个护士在叫：“丽贝卡？”
露西现在才想起这个护士叫丽贝卡。丽贝卡说：“我得走了。”
走廊上剩下露西一个人时，她回头看了看父亲的房间。父亲背对着她，正盯着眼前那堵墙。她不知道父亲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有什么事情没告诉她。是他对那天晚上真正了解的事情。
她迅速转身，往出口走去。接待员请她签字，因为签字后才能离开。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的签字页。那个接待员翻到艾拉那页，把签字簿转过来，让露西签字。她拿起笔，正要像进来时那样龙飞凤舞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时，突然停住了。
签字页上还有一个别的名字。
另一个人上周来看过艾拉。除她之外，这是艾拉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来访者。她皱皱眉头，念着那个名字。听上去一点不熟悉。
这个马诺洛·圣地亚哥究竟是谁啊？
10
第一桩丑事
父亲的照片还在我手中。
我本打算去拜访蕾亚·辛格的，但现在需要绕道先去别处。我看着那张索引卡。第一桩丑事。暗示：不止一桩，还会有更多。
但让我们从这桩开始，从我父亲开始。
如果想了解父亲和他可能有过的什么丑事，能帮忙的人只有一个。我拿出手机，按下数字6。我极少拨这个号码。但它仍然在我的快捷键中。我猜，它会一直在其中3。
铃声只响了一声，他便用厚重的男低音接听了电话：“保罗。”
甚至这一个单词也带有浓重的口音。
“您好，索希叔叔。”
索希不是我的亲叔叔，而是我家在苏联时的一个好朋友。我已经有三个月没见他了。父亲的葬礼之后就没再见过。但一听到他的声音，我仿佛立即看到了那个大胡子男人。父亲说索希叔叔曾是列宁格勒郊外的普尔科沃镇最强大、最有威慑力的人。他们俩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好久没看到你了。”他说。
“我知道，对不起。”
“哦，”他说，好像对我的道歉感到恶心，“不过，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打电话来。”
这让我吃惊。“为什么？”
“因为，我的小侄子，我们需要谈谈。”
“谈什么？”
“谈谈我为什么从不在电话中说任何事情。”
索希所做的生意，即使不说不合法，也值得怀疑。
“我在城里的老地方。”索希在曼哈顿三十六大街有套宽大的顶层公寓。“你什么时候能到这里？”
“如果不堵车，半小时之内。”我说。
“好极了。我等着你。”
“索希叔叔？”
他等着。我看看乘客坐上父亲的照片。
“您能提示一下我们会谈什么吗？”
“你的过去，帕维尔，”他用浓重的口音说出我的俄语名字，“关于一些应该留在你过去的事。”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见面再说。”他又说了一遍，随即挂断了电话。
路上车辆不多。因此，我二十五分钟之后便到了索希叔叔的住处。看门人穿着那种胸前有装饰穗带的滑稽制服。看到看门人的这种打扮，想到索希住在这里，我觉得很有趣，不禁想到勃列日涅夫参加五一节游行时可能会穿的衣服。看门人认识我，而且已经知道我要来。如果他不事先接到通知，是不会通报的。你根本就没法进去。
索希的老朋友亚历克西·可可罗夫在电梯口。在我的记亿中，他一直是索希的保镖。他可能快满七十岁了，只比索希年轻几岁，是个奇丑无比的人。他的鼻子像个大圆球，而且红红的，脸上布满蜘蛛状的血管，我猜是饮酒过多的缘故。他的外套和长裤搭配不对，不过他的体型也不适合穿高级时装。
看到我，亚历克西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