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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毙，胎死腹中。否则，魏延率兵挺进长安，三国的历史不知该怎么改写呢？
看起来，一个伟人，“从善如流”这四个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
当时，魏主曹睿临位不久，司马懿被闲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夏侯楙掌握兵权，是个绝好的趁虚而入的进攻机会。所以，魏延向主帅诸葛亮建议：“闻夏侯楙，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长安中唯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及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余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得矣！”出其不意，击其不备，这本是军事家最经常采用的战术，但诸葛亮以稳妥为由拒绝了。
他一生用兵谨慎，这是事实，但他绝不是不敢行险。其实，空城计比起子午谷出兵急袭长安，要险得多多。后来，司马懿对张郃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所以，司马懿要是蜀方主帅的话，一定会采用魏延的主意，可见诸葛亮之不肯采纳飞兵之计，确实是一次严重失误了。
说到底，战争，能不冒一点风险嘛！
除了他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外，就不得不从他的感情、性格上找找这次失误的原因了。文人相轻，一向如此，相互菲薄，家常便饭，都由于嫉妒心作怪。政治家、军事家也未必都是完人，不能说略无半点嫉才之心。诸葛亮拒绝魏延，是有其个人感情上的因素的。
上帝造人的时候，设计这种情感，大概是作为一种催动力量，鼓励竞争要强之心吧？一旦超乎这个范围，必然构成对他人的妨害或侵犯。你看那奥赛罗，妒火中烧，把无罪的苔丝迪蒙娜，扼住喉咙将她掐死时的狠毒，就知道，嫉妒要是发作起来，那是一种可怕的感情。
在文人这个圈子来看，那就更有看头了。韶华已逝，便仇恨一切来日方长的人；风光不再，便嫉妒所有姹紫嫣红的美丽；寂寞冷落，自然怨嗟窗外传来的繁华热闹的声音；江郎才尽，便对文场的新鲜举止视若仇敌，非咬牙切齿不可了。所以“食少事烦”苦日无多的诸葛亮，对于这样一个潜在的对手，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刘备生前对魏延十分信任。“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但与诸葛亮谈到马谡，却认为是“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刘备这个人，才质平庸，但对马谡的看法，事实验证他是对的。因此，他赏识魏延，委以重任，决不是兴之所至，率性而为的事，自是有魏延值得信赖之处的。
诸葛亮所以对马谡“深加器异”，就因为马谡好纸上谈兵，能顺从他的意旨，而对魏延一直持怀疑和仇视的态度，动不动就要把魏延推出斩首。说穿了，就是魏延不怎么买他的账。
《三国志》载：“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看来他们帅、将之间的矛盾，早就相当地尖锐了。所以，诸葛亮在上方谷设计火烧司马懿父子时，这位主帅，甚至想把魏延也一并火葬的。
由此可见，有才能的诸葛亮，也未必不存有复杂的嫉妒心理。而一旦由嫉而恨，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
中国人对人的评价，不太注意人是在不停变化，坏可能变好，好可能变坏的方面，这是一；形成固定看法以后，好，便永远的好，坏，便永远的坏，直到盖棺论定，这是二；被否定评价的人，无论怎样好自为之，也扭转不了已经定型了的观点，这是三；于是最后，整个社会形成的极端化趋向，有形无形地迫使着这个人无法自拔，只能向自己的反面越走越远。当重新审读历史上魏延这个人物，难道，能说诸葛亮毫无失当之处吗？他对魏延不变的看法就正确吗？一个身居高位的领袖人物，绝对相信自己的圣明，大家也恭维他的圣明，那绝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正是由于他的过分视部属为敌，他的狭隘，无容人之量，以及他的嫉妒，已难分好歹。所以，在他临死前的最后安排，就促使魏延生变作乱。本来战斗力已很疲软的蜀国军队，至此，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了。
魏延之乱，始于诸葛，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魏延这样一个有军事头脑，有实战经验，有胆有谋的强将，对这个不以他的尊严为念，具有挑战意味的部属，诸葛亮的感情虽然表现得特别地隐晦曲折，不那么容易察觉，但内心世界却还是有踪迹可寻的。
以一支弱势的军队，要去和强大的对手打正面战争，却以不可冒险为名，放弃这样一次战机，除了感情的拒绝外，找不到别的什么理由。
夺城者将，夺国者帅。
诸葛亮在政治上，是帅才。正是他的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决策，才能以最弱的力量，跻身于吴、魏之间，而成鼎立之势。蜀能建国称帝，在三分中举足轻重，如果没有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立足荆州，谋取益州之蓝图，樊城、江陵之败，按刘备的想法，南奔苍梧，投靠吴臣，充其量也就是流寇了。
但诸葛亮并不能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军事家，至少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指挥官渡之战，击溃袁绍六十万人马，统一了北方。也没有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消灭曹操三十万大军，巩固了江东。由于东吴军事上的建树，才促使三分政治格局的形成。诸葛亮作为一个政治家，也是想步曹操、周瑜的后尘，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名垂青史。所以先南征孟获，而后北进汉中，也是想在荡平后院之患，能腾出手来进行战略反攻，出祁山，过秦岭，兵临渭水，直逼畿辅。
然而，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只是在争城掠地的局部战争上，表现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如玩敌人于股掌之上的从容。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离不开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打军事仗，实质是打政治仗。在这方面，作为主帅的诸葛亮就有顾此失彼，未克全功之弊。既不了解曹魏的国力和统治的稳固性，五出祁山，盲目挑战，也不肯承认刘蜀更应该固守求存的弱势，连年征战，大动干戈。仅这几座城池的地方部队，已使他煞费苦心，还要打力不从心的正面战争，即使夺得眼前的小胜，也难改变最终败局的命运。对一个政治家来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一种很可怕的性格悲剧。连续十年，六出祁山，兴师动众，无功而返。这么多年的仗打下来，国势日衰，兵将凋零，实力耗竭，百姓厌战，最后，他老人家一死，蜀国也就敲起了丧钟。
所以，国家成败，系于君臣，战争胜负，决定在将帅。什么样的君臣将帅，和用什么样的人，是至为关键的。吴将朱桓在守濡须口时，数千守军对数万曹仁重兵，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朱桓此人，勇而残忍，残暴苛虐，实不足取，但他这番话是极有见地的。
现在来看，蜀国的诸葛亮与魏战，吴国的陆逊也与魏战，蜀败而吴胜，不能不说是与主帅的指挥得失紧密相关的。蜀国相信的马谡丢了街亭，全军败绩，而吴国相信的周鲂赚了曹休，大获全胜。领导的责任，就是用人，而准确地发现人才，衡量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则更是主帅的重要任务。诸葛亮撇开老将如赵云，猛将如魏延，青年将领如姜维，都不用，独信马谡，结果街亭失守，逼得他只好唱空城计。一个人用之不当，则会影响一批人，同样，一个人用对了，用好了，也会带动一批人。吴国中期的朱桓、全综、徐盛，比之早期的吕蒙、甘宁、凌统逊色多了，但陆逊指挥若定，左右协同，部将效力，主动杀敌。尤其周鲂比之当年黄盖，不弱半分，结果曹休大败，回到洛阳就发病死了。所以，第一，人才得有出头的机遇；第二，人才得有施展的余地；第三，最重要的，是用人者要承认“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现实状况，要善于用人，扬其所长，抑其所短，不因噎废食，求全责备。人得其所用，是制胜之一道。人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则更是获胜的保障。
诸葛亮是个伟人，是个接近于完人的人，这也就使他产生了太多的自信。拥有太多自信的人，便自视甚高，而不大把别人放在眼里。由于缺乏群众观点，肯定事必躬亲，而不愿假手于人。诸葛亮治蜀，多用平实之才，守成有余，开拓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