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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杨度等人抛出君宪说论调时，著名学者章士钊立刻就撰文指出。杨度所倡的帝制断断不可能与立宪相容，“盖此种帝政与沿于历史本乎神权者不同，后者可言立宪。而前者则否。”其原因在于这种帝制是通过“以谪而不以正”的阴谋手段建立起来的，“凡源不正者其流不清，帝政由是而立，而望其从容入乎宪政之轨，其事诚与逆行求前无异。”君主的产生方式规定了君主制的性质，也决定了君主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与英国、德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的根本区别实际上就渊源于此，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君主统治的神圣性、合法性基础之差异也是由此决定的。
由于君主制的权力交接模式是依照“父死子继。的宗法血缘关系。但是王朝内部的君位交接之合法性、神圣性必须由王朝本身的合法性、神圣性来保证，而王朝的合法性则来自王朝的产生方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传统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致命漏洞。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虽然提出了抽象的“天命论”来给世俗皇权设置了一个超越性的权威，但却没能提供相应的可操作的程序和仪式，结果反而让世俗的统治者窃取了“天命”的话语权，由王朝统治者自己给自己论证其天命！
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企图依照儒家的“汤武革命说”来为自己的“出身。小提供合法性证明。其实，“汤武革命。的本意是说，一个不得民心、德行败坏的君主必然是丧尽天命的，因此以暴力将其推翻是正当的。就此而言，儒家的“天命说”未尝不可视为是对封建**统治的一种“软制衡”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但问题在于，天命无言，对入几沪的统治者，谁有资格代替他。或者说如何认定接替者盾贝…？汤武革命模式的致命缺陷恰恰在于，它无法提供任何可操作的、得到公认的合法程序，哪怕是某种宗教性的仪式，来认定合法的权力接替者。于是，新的统治者就只有自己“证明。自己的天命。这样的“合法性证明”基本上只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实行“仁政”之类的实际政绩，其二就是通过所谓“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前一种方法并不总是可靠的，光让百姓安居乐业虽然有利于稳定政治秩序，但并不能证明君主的神圣性。特别是当社会经济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更是迫切需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神性。证明。这样，历代王朝都必须自己出面大力制造其统治的神圣性，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在。”是“真龙天子”。这就极大便利了那些通过暴力、阴谋夺权开国的王朝统治者，因为他们可以先夺了权再来证明自己的“天命。！
通过这种手段产生的君主，其统治的合法性最终只能依靠统治者的自我论证，而不可能来自某种被社会公认的宗教仪式或传统习俗。然而这种自我论证的意识形态策略却不可避免地为其合法性埋下危机的祸根，因为这种愚民骗术并不能欺骗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凯觎大宝的野心家们自己就根本不可能相信什么“真命天子”之类的神话！中国历代王朝以暴力、阴谋夺权为“共同情征。的开国“实践”本身就为所谓“天命”做了最真实的注解，给凯觎者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只要夺权成功，就可以自己证明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天命所系。这样一种缺乏程序理性的天命论传统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导致“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因而势必使关于君主的神圣性成为纯粹的欺骗性宣传。
暴力夺权的君主建国方式与打江山坐江山的“家天下，传统密不可分。暴力夺权的动机源于视天下为私有产业的观念，就是黄宗羲所指出来的“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而暴力夺权的结果则又强化了这种家天下的观念和传统。既然君位是通过抛头颅洒热血的代价换来的，那么一旦到手，就格外显得弥足珍贵，君主必然会将绝对的权力视作自己打江山的“合理回报”所以绝不可能接受任何制约、制衡或监督，更不可能甘心作虚君，而必然把公共权力当作实现君主一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但是，君主越是将绝对权力视为私产。君权越是包含巨大的利益，那么对君位的争夺也就必然越激烈。为了防范篡权，君主又不得不加强其绝对权力，从而形成一斤，无法摆脱的以争夺绝对权力为中心的恶性循环。于是，君主的神圣地个愈益离不开世俗权力的支撑和充实，不掌握绝对权力的虚君就成为不可想象之事。
方面是君主自己不可能甘心于当虚君，另一方面是凯觎者的存在使在朝的君主不能也不敢做虚君。否则势必江山易主！
这样，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就仅仅是绝对权力的代名词。利益最大化的代名词，而缺乏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君主的神圣性不是来自某种超越性的权威，而是来自绝对权力的支撑。所以在中国。君位就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圣物”而是各路豪杰可以争夺的对象。所谓“市井之间，人人可欲”。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贯穿着连绵不绝的君个之争，血雨腥风的宫廷内斗、盈尸遍野的王朝更迭战争，无不是围绕着夺取皇权而展开的。而在其它成功实行了“君主立宪”国家的历史上就鲜见如此频繁如此惨烈的君权之争，原因就在于其君主既不是靠暴力、阴谋夺得江山，也基本上就不拥有绝对的**权中国，不但政治精英们不认为夺权行为是亵渎神圣，而且社会公众居然也默认了这种“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游戏规则。这就不难理解何以中国民间流行“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诱语。无论在哪个君主立宪国家，人们都不可能听到类似的民间说法。
题目有点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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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四十二）教育兴国
日为绝对的权力不仅绝对地使人**。同时也绝对地蜕生，权者（君主）身上的神圣灵光，这大概是后者始料未及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欧洲各国几乎都有君主制的历史传统，但其中凡是有着君主**传统的国家，最后都未能走上成功的君主立宪道路，如法国、德国、俄国等；相反，凡是成功实现了君主立宪的国家，其君主几乎一无例外地都不具有强大的**统治的传统，如英国、北欧诸国等。有着君主**传统的民族在以立宪政治的模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君主再也无法成为足以凝聚国民的有效的政治符号，无法充当民族国家的神圣象征，毫无疑问这将使民族国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但既然这种宪政国家已经无法继续利用君主来充当政治合法性的象征符号，那就只能直接以全民的意志为合法性基础，所以，其立宪就只能是“民主共和”的立宪而非“君主“立宪！
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一向具有很强烈的世俗色彩，虽然中国社会有多种宗教信仰存在，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也包含有一定的宗教神秘主义因素，但是总体看中国民族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务实的、实用性的，中国文化更注重的是世俗生活的秩序和价值，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实质上是将“天合于人”而不是相反。这种世俗倾向在社会生活中自有其积极意义，可以避免像某些民族那样陷入宗教迷狂之中不能自拔。但是，这种世俗倾向的文化传统却给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出了一道难题。儒家的天命论虽然赋予君主某种神圣色彩，但同时却始终未能形成仪式化的或宗教性的最高权力产生程序，只能听任各路豪杰以暴力、阴谋夺权打江山。自从秦汉以来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君主通过暴力夺权上台之后，再利用天命论给自己制造统治合法性，这样。君主的神圣性就完全来自统治者的自我论证。这种神圣性是由世俗权力支撑、构建出来的，因而注定是脆弱的，因为政治统治的有效合法性不可能来自统治者的自我宣传，而只能来自社会公众的认可。这种认可主要诉诸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众普遍尊奉、信仰的传统习俗或宗教仪式，另一种则是民主的法理程序。君主制依靠的就是前一种合法性认定方式。然而，在高度世俗化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世俗的君主并非来自宗教领袖，同时由秦皇汉武为表率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丛林规则”也已彻底打破了远古时期的“禅让”接替传统，使得这种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在中国传统中早已不复存在。“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