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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标。
由乌果·吉奥盖蒂执导的《足球，从前有一天》（Boleiros–Era Uma Vez o Futebol）故事发生在圣保罗的一个酒吧。一群从前曾是球员、教练和球迷的朋友聚在一起追忆往昔的足球生涯，故事采用了倒叙的手法：一位因受贿而操控了比赛的裁判让球员罚了三遍点球，从而达到想要的结果；过去有一位近视的球员被迫卖掉了自己的眼镜来偿还债务；一位受伤的球员被粉丝穷追不舍，希望他早日康复；一名司职前锋的球星从球队训练营中逃出来，去参加一个浪漫的约会。整部电影语调轻柔、幽默且人性化。毫无疑问，电影具有怀旧和伤感的气质，它不是在描述现实中不存在的“黄金时代”，或是只是通过神话故事而被人们知道的时代。这些都不是足球世界里发生的独特故事情节和背景，而是日常生活中足球运动的一部分；故事的主角既非恶魔，也非天使，而是复杂而有缺点的人。他们的故事并非围绕一个民族形成的伟大瞬间，而是每一天的劳动生活中的琐事，在这个产业中的人们生活得并不会太丰富多彩。
日常琐事就是阿图尔·方特和若奥·莫雷拉·塞勒斯的电影《足球》所关心的中心问题。这部电影由三部分组成。影片以一名职业球员的视角仔细审视了现实生活，并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新电影运动的影片，比如《地下足球》和《人民英雄加林查》。然而，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巴西的足球产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球探、经纪人和中介形成了一张全国性的网络，这种大范围出现的现象需要一些比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立意更高远、范围更广的电影。20世纪60年代，《足球》接受了挑战，从头到尾讲述了球员的整个职业生涯：从勇闯足球圈、通过新职业找到自己人生路的希望之星，到早早退役、挣扎着生存的一代人。第一部分刚开始时，1500个男孩来到了弗拉门戈的年度试训会上，其中有许多人长途跋涉横跨大半个国家前来参加试训，还有一些孩子的家庭借钱来缴纳教练费。电影清楚地呈现了在那样一个生活条件愈发落后的年代，从事足球运动对于个人及他们的家庭而言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逃离贫困之路。在足坛取得成功的几率虽然微乎其微，但看起来仍然要比在底层阶级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成功以及中彩票的几率大一些。一群少年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从内陆的戈亚斯州来到里约。在那里，他们最终与一位经纪人住在了一起，那位经纪人时常拿着望远镜从科帕卡巴纳海滩拥挤公寓的窗户向海滩四处张望。他打电话给格雷米奥，企图将他们出售给俱乐部。等他们长途跋涉来到南部时，发现这桩交易最终化为了幻影。第二部分重点讲述两位球员——卢西奥和埃拉尔多，他们有着相似的背景，都成功进入了弗拉门戈队。两人都因生活中巨大的感情与心理压力而饱受折磨，这些压力让他们猝不及防。第三部分介绍了保罗·塞萨尔·卡居的辉煌事迹，他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位球星，以精湛的球技、华丽的气质和这个国家最疯狂的穿着打扮而为世人铭记。在20世纪90年代末时他的头发已经秃了，但是行为依然放荡不羁，他通过高端的私人足球比赛和社会党派的交际网络中谋生。这就是丧失了乐趣和珍贵魔力的巴西足球。人们有很多梦想，但都是关于生存的梦想，而不是对爱好的遐想。
《博雷罗斯》宣告了从魔力和神话向更清醒看待巴西足球美妙过去的这一转变。《足球》则好好地审视了那些梦想，并发现其梦想越来越多地取决于金钱规则。目前为止你看到了怀旧情结与金钱关系，但对于一些人而言，这是情感和精神层面的食粮，帮助他们诠释了人们与足球的关系。
宗教这个巴西足球一直以来的组成部分，是这种长期空虚状态下对文化方面最重要的响应。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天主教在巴西足球中是主要的大众宗教信仰：球员上场前会画一个十字，门将在触碰到横梁时会念祈祷词，前锋进球后会双膝跪地或双手指天。许多俱乐部在自己的基地都会有小教堂。瓦斯科达伽马的小教堂离球场不到30米，存放着来自葡萄牙三大足球豪门波尔图、里斯本竞技和本菲卡的圣土。国家圣母庙中设有偏房，用以存放他们收到的大量球衣以及其他纪念品。非洲的宗教信仰系统，不论是融入了乡村特色的坎东布雷教，还是来自马库姆巴教的城市化神奇力量，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都在巴西足球中得到了展现，当时有报道称球迷将神符带入了球场。
20世纪40年代，瓦斯科达伽马一直无法获得锦标赛冠军，里约人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一位名叫阿鲁比尼亚（Arubinha）的球员给俱乐部下了诅咒，阿鲁比尼亚来自一家叫安德拉里的小球队，他的球队在1937年被瓦斯科达伽马以12比0的比分羞辱过。
天主教和非洲传统一直存在于巴西足球中，正如巴西社会的其他方面，足球的精神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前巴西社会是完全由天主教徒组成，而现如今巴西的福音派新教徒占据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西仅有一小部分福音派新教徒，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人数开始增多，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音派新教徒人数开始呈爆炸性增长。传统的福音派新教徒对生活作风的要求非常严格：不喝酒、不听与宗教无关的音乐、不看电视、无婚前性生活。尽管是这样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但还是对巴西各个城市周边的迷途和饥饿的灵魂具有吸引力，这些人饱受犯罪和毒品的痛苦折磨。这也为球员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他们能够克服职业生涯中苛刻的条件和各种诱惑。正是这种动力促使福音派新教牧师成立了“耶稣的运动员（Atletas de Cristo）”组织，也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米内罗竞技的“上帝守门员”若奥·雷特诞生了。传教士的头目雇用了一小群人，以一种蜂窝状的结构模式，通过祈祷人群及圣经读书会的途径传播教义。他们宣扬新教教义的行为模范，鼓励球员与上帝建立关系，控制自己的生活，监督自己的行为，与心魔做斗争。这种教义与职业球员的情感需求尤为契合，他们的职业生涯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以及竞争对手和竞技状态的波动。在前F1车手阿莱士·迪亚斯·里贝罗的率领下，该组织从各种体育项目中吸收新成员，尤其是在足球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该组织已拥有了7000名成员。他们中拥有的前巴西国脚都能组成一支足球队来出战。单是1994年这一届世界杯就有6位成员，分别是尤尔金霍、塔法雷尔、保罗·塞尔吉奥、穆勒、津霍和马津霍。里贝罗充当了那届以及之后两届世界杯的传教士。一些传统的福音派新教徒仍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足球，看待所有的运动项目，他们将皮球视为“恶魔所下的蛋”。但是这种新教的影响被20世纪70年代神学的繁荣而一扫而空。这个时期建起的新五旬节派教堂所宣传的教条语句上借鉴了自我奋斗和积极向上的心态，鼓励教徒将宗教能量转化为钱财和奖金。这一大转变让教堂得以向一批全新的信徒开放，为他们提供了巨大利润的收入来源，让他们能赚取钱财、获得资产。朴素与贫困的生活过时了，支付、消费与花钱成了当下的潮流。事实上，在加尔文主义的一种离奇扭曲的教义中，消费成了虔诚的外在标志。
球员也是福音派信徒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十年中，上百位巴西球员成了福音派基督徒，尤其是海外大量的散居球员，对于身处异域的他们而言，教堂就是与家人联系的强大纽带。巴西国脚中出了名的福音派信徒包括卢西奥、埃杜、埃德米尔森和卡卡。尤尔金霍在为勒沃库森踢球时曾担任过牧师，并开设了一间教堂。慈善捐款源源不断地流入。基督教堂重生教会的创始人埃斯特万和索尼亚·埃尔南德斯据说拥有5000万美元的身家，卡卡就是他们教会中的信徒。这位巴西中场在效力AC米兰时很显然为他们捐助了200万雷亚尔，只是在发生了领导层财务处理不当的指控事件后，卡卡于2010年离开了该教会。
在1994年世界杯上，巴西国脚站成一圈一齐祷告；2002年他们双膝跪下，尽管巴西队长卡福将胜利献给了他的家人和贫苦人民，而不是耶稣。在夺得了2009年南非联合会杯冠军后，队长卢西奥和其他5名球员穿上了印有“我属于耶稣基督”字样的纪念衫。
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主流足球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