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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体育机构的分内事。1984年圣保罗的克利斯塔沃和托马齐尼奥不得不取消了比赛，因为这两支球队都只有简单的白衬衫，任何一方都买不起有一点变化的彩带。同样存在着问题的是电视和报刊的舆论倾向，它们大多对女子足球有进行弱化和性感化的趋势。环球电视台热衷于塑造这种现象，从他们的电视明星中创造名人。女子足球的巴西杯，本来是为了从国内选拔女子国家队，却被打造得像一个时尚秀。《体育报》是这样形容的：
“闪亮的红指甲、光泽的唇膏、新潮的发型、黑色短裤和黄色球衣：这是内乌莎·卡瓦雷罗的样子，辫子上装饰着五颜六色的珠子，留着史提夫·汪达标准式的发型，更加凸显这位来自桑巴学校“独立年轻人”的姑娘的迷人身姿，希尔达也穿着蓝色和黄色搭配的短裤运动衫。她们不是在桑巴学校中排练节目，她们在足球场上。”
在球场上，许多这一代的女性足球运动员都受到了性别歧视和不公对待。雷达俱乐部的前锋塞妮拉，为很多人道出了心声：“今天我来到球场的时候，听到一个家伙说我应该在水槽边洗衣服。虽然我很生气，但我不会费力气回答他，我的回应会在待会的球场上用脚下的足球来表达。”（9）
在男子比赛中运动员开始带领了反抗的先锋，他们向封建剥削的从业条件和向之前对教练、媒体和俱乐部经理们的屈服行为发起了挑战。最初的挑战来自于小众，但是具有坚韧抵抗性的中产阶级，由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巴西足球运动员开始，20世纪初这样一股浪潮延伸至了博塔福戈的医学生中。1970年世界杯中巴西军团中的英雄托斯陶，是一位雄辩并且偶尔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巴西足球的人。他于1973年提前退役，并成为一名医生。最著名的反政府武装阿方西尼奥和苏格拉底也走了同样的道路。阿方西尼奥之前在博塔福戈踢球，当1970年夏天保守的教练扎加洛不再重用他的时候，他环游欧洲的酒吧并在那观看世界杯比赛。当他留着一头长发、蓄着小胡须回到巴西的时候，他被禁止参加球队训练和比赛。最重要的是俱乐部扣押了他的比赛许可证，拒绝把他转会到别的球队。当这一纠纷闹上法庭的时候，阿方西尼奥的事件轰动了社会，并获得了来自左派的学生、知识分子和音乐家的巨大支持。他的斗争事迹被拍成电影，成了十年中唯一一部具有严肃足球主题的电影，即奥斯瓦尔多·卡尔代拉的《免费的通行证》。这部电影受到了足球管理部门和当局的严厉批评，所以电影只在地下短暂地尝试建立一个播放小组。阿方西尼奥赢得了他的诉讼案件，继续蓄起了他的胡子，宣称它们是“自由的象征”。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时间都在小职业俱乐部效力，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参加波希米亚人的反政府武装——“载满喜悦的火车”。
除了发表对足球劳动关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阿方西尼奥还批评毫无乐趣的军事化风格的足球训练，单纯注重身体素质和纪律性成为流行的足球训练理念。在这一方面他并不孤单，还有米内罗竞技的明星前锋，曾经与盖泽尔总统针锋相对的雷纳尔多，即使盖泽尔总统劝诫他不要谈论政治，他还是继续就政治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其中包括大赦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政治斗争中对抗军政府的政治犯们，并且提倡直接选举。这一鲜明立场为雷纳尔多争取了庞大的社会支持。而当巴西足联以他在巴西国家队的位置来威胁他时，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大学生在一片巨大的城墙上写道：“为什么雷纳尔多不能有他的政治意见呢？”（10）
叛逆的更衣室和直言不讳的球员比较好处理，但是一个具有规模的大众反对意见就是另一回事了。专政政权对政治组织和公共场所的控制已经比较全面。因此，1976年的“科林蒂安入侵”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巨大的足球派对，却给军政府带来不祥甚至颇具威胁的意味。鉴于巴西大部分城市之间距离较大，且城市间交通状况较差，客场球迷在巴西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当然同城德比除外。1976年科林蒂安在巴西足球甲级联赛的半决赛中与弗卢米嫩塞相遇，科林蒂安队在里约热内卢客场作战，虽然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之间不到200英里路程，但是两地之间的道路条件仍然存在不足。依靠仅有的道路通行能力和私家车的拥有量，科林蒂安球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旅行团向东边的里约热内卢进发。两天之内，大约70000名圣保罗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到达了里约热内卢。当地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地毯式的报道，报道称里约热内卢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挂着圣保罗车号牌的车辆，空气中狂欢的气息已经吞没了整个城市。如此大批量的人群占领了里约热内卢的公共空间，这也许是最壮观的一次。马拉卡纳球场上飘扬的成千上万的旗帜成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最终在瓢泼大雨中，近乎发狂的球迷见证了科林蒂安队以一粒被水包裹的点球而赢得比赛。同年晚些时候，新的学生运动开始慢慢出现，第一次试探性的抗议活动也拉开序幕。
虽然学生运动持续不断地刺激着军政府，但是对权威最有力的挑战来自圣保罗郊区ABC工业中的新独立工会运动。足球场馆所提供的广大空间，也让反抗力量有了一个可以聚集的地方，让有组织的反抗队伍得到大众的了解和认可。此时的足球场已经不是用来追求冠军的地方，而是被用来挑战政府和行业专制结构的。1979年的罢工浪潮从萨博工厂开始，工会试图让它蔓延到该地区的其他汽车工厂，想用萨博工厂来储存工会成员家庭的钱和食物。虽然没有政府的任命，但独立工会在左派的后起之秀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席尔瓦（或被称为卢拉）的代领之下，在圣贝尔纳多的维拉欧几里得体育场，召集了超过50000人参加集会。虽然没有功率放大系统，但是卢拉通过扬声器的传播，向全体参加者表达了团结一致对抗军政府的讯息。之后，这次罢工蔓延到了每一个汽车制造厂，当工会被军政府用胡椒喷雾和警棍驱逐的时候，他们将维拉欧几里得体育场作为堡垒。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球场成为了辩论室以及广大民众意见的展示地点。
这波足球抗议的最后一个事件就是80年代初被称为“科林斯民主运动”的兴起。这一运动结合了两股力量。一方面是科林斯队更衣室中的民主运动思潮，一群职业足球运动员——苏格拉底、卡萨格兰德、弗拉基米尔和儒尼尼奥，他们试图挑战足球比赛和训练制度的威权统治。另一方面是俱乐部董事会选举权的争取。这通常只是一个俱乐部内部的内讧性事件，但这一事件在当时却具有了更深远的政治意义。面对那块捍卫独裁统治的被称作“秩序和真理”的“石板”，“科林斯民主”开始发起了攻击。体育杂志《进球》总结了一场在电视和报纸上的竞选活动，虽然成本超过50万美元，但是这一个选择旨在“要么选择自由化，要么选择高压手段；要么选择效率，要么选择层层监管；要么选择新时代，要么选择旧方法”。球员团结一致支持民主，苏格拉底表示，如果旧时代的卫道士胜利，那么他将选择离开俱乐部。
“科林斯民主”最终赢得了这场斗争，之后几年这个国家最具创新性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实验即将在该俱乐部中发生。教练的权威萎缩，相应球员对于组织比赛和训练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们还放宽了对球员饮酒与吸烟的限制。当时的苏格拉底说道：“作为足球运动员的‘我’不断抗争，是为了自由和对个体的尊重，为了平等的人权，为了充盈的毫无条条框框的讨论，为了这项运动冲破不可预见的限制实现民主化，而这一切的坚持都深深地源于这项运动开拓、欢乐和令人愉悦的本质。”短期内，这一做法带给了球队活力，球迷们也非常兴奋。体育场中打出的横幅这样写着：“无论输赢，总有民主。”
Ⅴ
面对1964年巴西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及极其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军政府称其在当时接管国家政权存在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巴西经济状况的恶化有一部分是巴西政治本身的严重两极化及缺乏国家统一规划和纪律限制导致的。但到了1980年，通胀率回到110％，而在1985年，军政府即将卸任之前，通胀率已经达到了235％，并仍然在不断上涨。国际借贷的大潮和20世纪70年代国内的大量消费，当时可以忽略不计的贷款利率，到1980年初时随着利率和通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