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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和北美的博览会主要尝试性地以现代建筑、工业产品、机械科技和消费者创新为特色，而里约热内卢的主导产业则是食品加工和出口。除了水上飞机圣克鲁斯号以外，博览会上最先进的科技元素就是游乐园里的过山车和旋转木马。主办方把最大的精力放在了健康、保健和卫生主题上，展览和讲座也都旨在展示里约近期重建的成功，和宣扬共和国的优越论保持统一步调，期待通过创造体育文化来促进一个健康国家的发展。这些内容促使巴西除了承办博览会外还举办了南美洲竞技锦标赛：包括篮球、游泳、水球、田径、拳击和帆船。巴西做了一次罕见的让步，一群帕雷西印第安人被带到里约，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们或许能对民族文化做出一些贡献的考虑。帕雷西人独创了一种球类运动，名叫兹努卡提（zinucati），1915年首先被一名巴西军官偶然间发现。玩法是用头部不停地去颠一个充气橡胶球。帕雷西人身穿弗卢米嫩塞球衣，头发打上了厚厚的发胶，梳成欧式风格、甚至是爱德华时期的发型，他们在拉兰热拉斯球场进行表演，而大多数观众都对此感到迷惑不解。
这些活动在1922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南美足球锦标赛上作为演出的一部分而呈现，然而这并未给比赛带来更多的力量或是赋予比赛更广泛的意义。为了迎接参加1919年锦标赛的各类人群，拉兰热拉斯球场扩建至能容纳25000人，但前来观看决赛的庞大球迷数量仍超过了预期。大约35000人挤进场内，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拥堵在街道上，或不顾安危跑到体育场附近的山上观看比赛。像此前一样，银行和商店提早关了门，人们为聚集在城市主要街道和广场上的球迷搭建了广播。相比1919年的锦标赛，本届比赛更热闹，也更具争议性。在巴西队的一些比赛中有少量球迷闯入球场，同样的情况在巴西对乌拉圭的比赛中也发生了，媒体将此役形容为“真正的破坏性场面”。里约警方不得不张贴告示警示公众，他们将动用一切合法职权来维持秩序。
本届锦标赛拥有5支参赛队，在所有比赛踢完后出现了3支球队积分相同的局面——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的积分均为5分。乌拉圭队强烈抗议，认定在球队对阵巴拉圭一役中巴西裁判的执法带有偏向性，拒绝继续比赛。在决赛中巴西以3比0的比分一举击溃巴拉圭队，在巴西政治家和足球人士的眼中扛起了巴西国家大旗。在决赛中阿图尔·弗雷登里希的缺席（尽管他参加了此前的几场比赛），事实上巴西足球圈中任何其他非洲裔球员的缺席，都让本届大赛变成一届不完满的赛事。此役球员主要征召自里约和圣保罗，获胜方球员姓氏中包括了孔茨、帕拉莫内、多明戈斯、巴托，正如这些姓氏所揭示的那样，巴西的德裔、意大利裔、西班牙裔和葡萄牙裔球员均参加了比赛。报纸《公正报》认为这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报纸的头条标题印着：“所有巴西人为这次实至名归的胜利而欢呼雀跃”。报纸《日志》也祝贺了巴西在水球和帆船项目上的胜利，写道：“巴西——称霸水陆的冠军”。参议员本哈明·巴罗佐提议应将对阵巴拉圭一役的门票收入平分给巴西队员，也就是50000多美元，虽然15位球员平分后每人并不能得到一笔巨款，但这仍相当于一位普通劳动人民周薪的20倍。该提议通过了巴西国会的批准，虽然招致广大媒体的抨击，也打破了巴西足协此后对非正规球员的严格要求。一则漫画为球员得到的酬劳而辩护，漫画中4位球员全身伤痕累累，缠着绷带，拄着拐棍对化身为女性的共和国说道：“现在我们想要养老金，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为国征战’的过程中受的伤。”（7）
有人担心足球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过度重要性。尤其是在与乌拉圭比赛中的积怨和暴力冲突为某些人敲响了警钟，考虑到巴西政府努力动用外交手段抢先于小邻国乌拉圭一步获得国际联盟席位，双方的交锋也明显带上了政治色彩。联邦副主席卡洛斯·加西亚干脆提出停止所有国际赛事的提议。与此同时，在一则名为《新内阁》的漫画中，总统佩索阿坐在办公室内，一行字显示：他将在午餐时间“越位”。他的垃圾桶上挂着“进球”的标签。一位足球运动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里问道：“为什么政府不成立一个足球部？这难道不比其他任何部门都更管用吗？”（8）
对于继佩索阿之后的总统阿图尔·贝纳德斯和华盛顿·路易斯而言，这样的一个足球部，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失为一种令他们满意的分散民众注意力的方式，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两位继任者一直不断对付着军事叛变。最严重的是发生在圣保罗的一起叛乱，一群极端民族主义的底层军官占领了城市，随后撤退到丛林中，联邦军队花了三年时间一直无法将他们抓获。当前形势摇摇欲坠，上层社会的政体受到了攻击。业余足球圈子将会是下一个目标。
Ⅲ
20世纪20年代，在巴西几个最大的城市，人们对足球狂热程度的一种表现就是报刊对足球报道的版面不断增加。在许多报纸中，报道足球的版面稳步从半页至一页扩展到了六七页，通常足球新闻会出现在头版和末版，并且成为了无数评论、纪实作品和漫画的主题。足球在城市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中越来越普及，为了迎合这种形势，报社的语言也开始有了转变，许多英语单词和短语融入了巴西葡萄牙语中。最明显的是“足球”的写法采用了“football”或“football”而非“futebol”，“射门”则用“shoot”代替了“chutar”，“后卫”用“backs”代替了“beques”，粗略的翻译中用“corners”代替了“escanterios”，用“forwards”代替了“atacantes”。一段时间后巴西葡萄牙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丰富、复杂的习惯用语：迪迪的任意球从弧线最高点急速下坠，踢出了一记落叶球（folha seca）。
巴西最早的无线电广播是在1922年百年展览期间播放的，由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工程师搭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在里约和圣保罗搭建的广播台一直用来播放五花八门的歌剧、古典音乐和教育讲座。这项新科技被巴西的足球热潮所占领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31年，圣保罗保利斯塔教育电台的尼古劳·图马首次在佛罗雷斯塔球场通过现场直播解说了足球比赛。图马用高级宴会上司仪般的嗓音向收听这场足球比赛的女士们先生们表示了欢迎，他描述了比赛的一些细节以及足球比赛的现行规则，这对于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头一次。
体育版面的扩张与广播技术的应用本身正是劳动人民对足球的兴趣日益增加的产物，一场比赛到场的观众开始稳定在10000人，在地区德比大战中观众人数将会更多。这样的球迷群体意味着财路，金钱和竞争不可避免地让球队掏钱支付各自球员接受训练和参加比赛的费用。早在1913年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圣保罗在这方面就已十分明智，他们不愿同无产者和科林蒂安、帕莱斯特拉的意大利新移民者混在一起，故而脱离了保利斯塔联赛，成立了自己的赛事。事实上，他们的态度非常强硬，1916年他们将搞分裂的苏格兰流浪者排除在外，当时苏格兰流浪者队公开为球员支付薪水。1917年这座城市恢复到仅有一个联赛。在随后的几年间人们开始对私底下为球员支付薪水的情况视而不见，随后在1924年，上流社会豪门球队保利斯塔人竞技最终决定开始努力创建一个真正的业余联赛。这个联赛持续了5年，但是球迷和球员一直在向前看。1929年联赛土崩瓦解，保利斯塔人竞技连同这座城市的足球创始人一起退出了足球比赛。
职业联赛在当时仍然不合法，并且被里约足坛会议上的人士认定为不道德行为。兼任弗拉门戈俱乐部主席与城市竞技体育协会（AMEA）主席的里瓦达维亚·迈耶代表与其同一阶层人士发表了讲话。巴西以里约业余球员组成的阵容出战1923年美洲杯遭遇了失利，反思该事件时他说道，输球总好过“征召保利斯塔的那些为了金钱而踢球的唯利是图者”。在随后的十年间，随着以踢球为职业的情况如潮水般涌现，他几乎濒临暴怒的边缘。他认为，“职业球员就是与妓女厮混的小白脸。俱乐部给了他们踢足球所需的所有物质条件，让他们享受足球，他们却还想赚钱？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在弗拉门戈发生。足球的职业化有辱球员品格。”
业余联赛仍然保留了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