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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永安殿的学士、祭酒，各部有十五年以上工作资历的资深属吏，东平名士。生意大到对国家经济有影响的商人代表，有崇高威望的江湖宿老……等等等等。
而由于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进行辨论之后发性的审议团完全罔顾场面上的胜负和材料真实性的情况。他们迅速通过的补充规定，在开始辩论前，任意一方都可以要求更换审议团成员，以保证审议结果公平有效。
这种……基本上就是陪审团制度翻版的辩论方法，让辩论逐渐走上了正规。对于每一个辩题，大家都要在时限内最大限度地进行分析和准备，又需要将他们总结提炼出来的材料极为凝练地提出，还要在辩论中设计各种辩论策略……
虽然因为具有了相当的表演性质，或许损害了辩论或者是研讨的学术意味，但这种有限时间和究竟里的大量的观点、材料的碰撞却是极为精彩的。审议团的席位固然是诸多觉得自己有资格的人所热烈申请的，到后来，甚至是旁听席都是一座难求。
而那些辩题，则更是一个比一个尖锐，有些甚至是有些忤逆的。比如第一个辩题就是“正义性与正当性”，集中讨论了当时同样从统一国家中分裂出来的各个国家，其中自然包括东平，这种话题，平时大家哪怕想一想恐怕都要冷汗淋漓，更不要说光天化日地进行辩论了。而后则是“奢靡”“发展与过度发展”“从统一到分裂”“战争与国家发展”“政策一致性与政策一贯性”“奸臣的业绩”“收集、组织与罗织证据”……等等。这些话题涉及了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但由于本身就是一些大历史的命题，并未限定材料的时空，大家都有极朋的发挥余地。而随着辩论的进行，当叶韬和谈玮馨不得不越来越深入和热情的参与其中，辩论不仅仅在探讨历史，更加入了许许多多对于东平各种政策的反思，甚至于是对历史研究本身的反思。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宏观调控”“金融、流动性与过度流动”等等说法和理论一个个冒出来，大家都意识到这次的辩论可能对于东平未来产深远影响。
更有启发性地则是经过大量的分析整理工作，叶韬谈玮馨一边弄出的极为扎实数据，这些数据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当包括东平在内的诸国从统一国家分裂出来的时候，那个大一纺的王朝究竟糜烂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到底低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而贪官污吏的财富集聚到底集中到了什么程度……
而让他们震惊地则是通过一些公开数据的调研。他们发现被认为是帝国最后一个大忠臣的陈珈，在帝国灭亡之后所谓的举族隐退的真相：陈家虽然有些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但和陈家有各种连带关系的家族和产业几乎全部在之后的几十年上百年里荣华富贵。虽然王朝的最后那些年月以及王朝破灭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详细的文献和记录，让对于陈家的去向的追踪变得不可能，但通过各地的方志，以及各地收罗来的地方文人名士对于周围情况变迁的记述，在帝国破灭之后几年内忽然崛起的家族仍然有些进入了聂锐的视野……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耸动了，当消息传开，不仅仅东平朝野。连北辽、西凌、春南诸国都有所触动。但证据就摆在那里，不由得大家不相信。
这可能是这个时空里，第一次对历史的研究不是由一个两个学问深厚的大学问家在自己家里孜孜不倦，而是以几个团队，以共同的分析努力来进行。也可能是第一次会计学、经济学的知识进入到历史研究的范畴。但那一组组的数字却是那么触目惊心。
在辩论进行的同时，每一场辩论结束，不到十天，宝文堂印制的《历史研究》必然会将辩论的整个过程变成精美的印刷品，送上货架。这一系列的辩论由于有太多人参与其中，实在是不可能保密，而在不可能保密的情况下，谈玮馨的选择是，不如将官方民布掌握在自己手里，免得外面越传越玄乎。《历史研究》大概是这个时空第一种不定期的学术期刊吧。虽然由于历史研究是那种现场记录的形式，从阅读上来说，从理解各方观点来说，并不非常简明，尤其是在那种辩论规则下，不在现场看本身就是极大的损失，《历史研究》远不能反应辩论的全貌，但这个系列的书籍仍然成为这个时空第一种畅销书。以第一卷为例。首印三千册，而后陆续加印了十一次，在出版后的两年里，总印数突破了四万册。这个时空可是没有照相制版之类的技术，虽然宝文堂已经开始使用极为现代的铅活字、铜版纸、套色印刷、热胶装订等等一系列技术，却唯独没办法解决制版的储存问题。每次的印刷都需要重新制版，而一共二十二个版本每次都因为技术细节上的不同而有些微变化，也因为工序流程的问题而有诸如错字之类的问题，搞得不少学者头痛不已，而这个时代的一些藏书家们则以能够拿出所有版本的珍藏为荣……
《历史研究》不单在东平广为传播，更是传到了周围各国。而后三个辩论团体根据各自的研究成果还出版了一系列书籍，比如《帝国的惆怅》（作者谈玮明），《拯救与逍遥》（作者丰恣），《帝国斜阳》（作者秦泽衡），《陈珈的骗局》（作者史魏、李眠），《帝国制度史》（作者曲焉），《天灾人祸》（作者穆安隆）……这个被称为“大历史文库”的丛书在很短时间内就占领了整个中土大陆几乎所有王公贵族、从国主一直到野心勃勃的小吏的书桌。而在补充的大量扎实的材料后，原本叶韬口述，丰恣执笔的那些论文也终于出版了，而首批出版的《雷霆崖随笔》两卷本更是在叶韬、丰恣之后添加了谈玮馨的署名。这套书不仅让叶韬在天下第一大匠师的身份之外，又成为著名学者、史学家，也将对于历史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态度传播开来。
虽然在连续两个多月里，在极为激烈的辩论中产生了大量对于治国理政很有参考价值的成果，但谈晓培却觉得得不偿失，的确，这些成果如果不是在这种极为激烈的对抗中，在大家挖空心思组织收罗材料，有大批经验有能力有观点的实干家的指导和归纳的情况下，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冒出来，在辩论中，各种不同的治国思想的激烈碰撞，尤其是对于东平十几年来的高速发展的总结和反思，还有对于将来的展望和计划，都让大家有开阔眼界的感觉。但是，随着这些材料的扩散，东平之外的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些思想，知道了东平为什么会强大，也知道了东平为什么能更加强大……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好在，老成持重的人还是不少，就在辩论仍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时候，谈玮明和谈玮然两个自己就觉得不对了，他们两兄弟难得联合上书，提议组建一个常设的历史文化的研究机构，同时将辩论的议题表面化，逐渐淡化影响，而那些前前后后参加过审议团的人们，可以定期邀请进行国政国策的建议和研讨，来了解东平各方对于不同政策的反应。
就这样，“历史研究会”低调地成立了，这个没有实权、只有比较高的查阅资料权限的机构网罗了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有非常充足的资金让在其中任职的人不仅能够过得不错，还能够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调研，或者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来讲学、授课……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比太学、国子监、永安殿开放得多，却距离仕途比较远的机构。但无论是哪方，都看到了这个必然是“东平社会科学院”前身的机构的前景。
就算是这样处理之后，谈晓培仍然觉得不安全，还是以筹备谈玮馨和叶韬的婚礼的借口，叫停了辩论，然后让谈玮然该管历史研究会，打发谈玮明回他的运河总督府去直到谈玮馨婚礼的时候才出现。但谈玮明在去溯风城之前，却恳切地请求谈晓培重用叶韬。
“学我者生，像我者死。”谈玮明转述着叶韬和谈玮馨当时异口同声的极为自信的话语，说道：“父王，姐姐和姐夫居然从来没担心过别人变得更强大。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信心究竟来自于何处，或许是我从来没有明白过他们的能力到底有多深，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其实姐姐比我更了解如何发展这个国家，我也知道，父亲对姐姐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其实，姐姐如果是男子，又有健康的身体，恐怕就不是一代雄主那么简单了。要说开千古未有之局面，或许有些夸大了，可使四海澄清却不是什么难事。父亲，在运河总督府任上，我才明白，有些事情，不去真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