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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两府宰执、诸部寺监的长官与次官,以及开封府等重要机构的长官,了解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而在节假日与每天的上午,皇帝则会在延和殿或者崇政殿,接见单独“请对”的宰执、台谏、侍从官甚至是地方官等大臣。做为一个勤政的皇帝,甚至在夜晚,皇帝也会经常在内东门小殿或者睿思殿、福宁殿召见翰林学士、宰执大臣,处理政务。十几年来,赵顼极少会有不视朝的时候。但这次大病却非同寻常,垂拱殿与崇政殿的早朝早就罢了,连每月朔、望两次的朝会,也被迫废止。虽然赵顼经常也会强打精神在延和殿,甚至是睿思殿召见臣下聆听军国大事,勉强处理一些要务,但尚书省这一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吕惠卿代奏,枢府的韩维虽然也有机会面见皇帝,然而每次皇帝召见的时间不到两刻钟,吕惠卿每次向皇帝禀奏的“军国重事”,常常就要花去四分之三的时间,韩维连枢府的本份大事都没机会说完,哪里敢再提及其他。至于李清臣与韩忠彦,两人虽然每天都在待漏院候着,随时以备咨询,但这两人都不是甚有担当的人,李清臣文多质少,与司马光、范纯仁关系其实一般得很,不会替旧党说话;韩忠彦以往给的印象,就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世家公子,小心谨慎到了让人感觉懦弱的地步,除非皇帝问到什么,题外话自是一句也不要指望。
吕惠卿与舒亶敢于为所欲为,在范纯仁看来,也是直接与当前的政治现实有关的。倘若皇帝身体好转,或者范纯仁等人有机会面圣,纵然不能马上制止舒亶的大胆妄为,亦能使其所有忌惮。那局面就会大有改观。尤其是,范纯仁一直还在担忧皇帝的用心所以,冯京话里透露出来的希望,不由得让范纯仁精神一振。皇帝不仅在延和殿召见秦观,而且还主动关心起杭州、广州知州的任命,那么这一次,说不定就有机会面君。
吕惠卿坐在那里,淡淡地瞥了范纯仁一眼,停下笔来,“皇上素有知人之明。”他轻轻顿了下,又道:“但狄谘始终是武人,任广州知州,已是有违祖制,何况是杭州?”
“祖制?”吕惠卿的质疑,让冯京与范纯仁顿时结舌。尽可能不让武官出任亲民官,的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不过由吕惠卿来维护这“祖宗家法”,却怎么样都透着几分滑稽。
“这里是医官诊断、用药的记录抄本。”吕惠卿从案上抽出几张纸来,递给冯京,“今日皇上精神略好了些,这是国家之幸。但是……”吕惠卿喟然轻叹,轻轻摇了摇头。
冯京接过那几张记录,连忙认真的浏览起来。范纯仁见他脸色渐渐苍白,一颗心顿时又沉了下去。却听吕惠卿又说道:“依某之见,杭广两州太守之命,还是要等狄谘换了文资之后再说。与高丽的谈判,不如还是先让蔡京去一次杭州,他到底熟知高丽情事。此外,苏颂这回只怕难以洗脱罪名了,皇上日前问我,欲以韩忠彦为开封府尹,未知二公意下如何?”
“韩忠彦倒没什么,只是蔡京……”冯京亦没怎么将韩忠彦放在心上,只觉那是韩琦的荫泽,无可无不可;但是蔡京调回京师没多久,却又要被派往杭州——他虽然不知道吕惠卿是何居心,但仅凭直觉,便已知其中没有这么简单。
范纯仁看吕惠卿神态,知他也颇看不起韩忠彦,他不由自主地又回想起刚才的一幕——要说韩忠彦懦弱也可,但是他能说出那些话来,却终是足以证明这人并不如众人所认为的那样简单。但这时候也无暇多想,因道:“开封府始终是要地,以韩忠彦镇之,忠臣世家之后,足可托付。不过,与高丽的谈判,我以为交给秦观便可,朝廷无须再派使者。否则显得朝廷朝令夕改,失信于人。且太府寺亦是事繁之地,蔡京善会理财,可为薛向良助,不宜轻离。”
但吕惠卿原本却没有要故意支走蔡京的意思。皇帝因为狄咏与清河的原因,一直也想重用狄谘,但却屡屡受阻,主要原因还是狄谘的出身。狄谘是熙宁间极为少有的以武资做亲民官的例子,政事堂与台谏对此早有不满。原本皇帝想让狄谘换成文资,调回汴京进入中枢,结果受到汴京士大夫的歧视与排挤而未果。不知是否是受此刺激,后来皇帝想让狄谘先换成文资,竟被狄谘拒绝了。他上表公开宣称,宁可不做知州,也要做武官。结果此事就僵在那里了。这次皇帝无非是想给狄谘找个台阶下。但是,狄谘与丰稷,都与石越关系非浅,吕惠卿也不愿意石党长期把持东南要镇,因此老调重弹,先将这事拖下去。推荐蔡京,不过是想把台面做得漂亮而已。结果却没有料到,这么简单的一个推荐,竟然被冯京、范纯仁异口同声的反对。吕惠卿顿时觉到一种异样——要知道,这两个人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反对过自己的主张了。
他心中猜疑,脸上却不露声色,只淡淡说道:“既如此,还是交给秦少游罢。”
*
当天晚上,吕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请薛向过府叙话。当年王安石为相,称得上新党干将的,除了王元泽外,不过韩绛、吕惠卿、曾布、邓绾、蔡确、薛向等数人而已。这些人中,韩绛资历较高,邓绾很早就遭斥,吕惠卿、曾布、蔡确,虽然同为新党天王级的人物,但除了对王安石外,彼此间却互不服气,明争暗斗从未停止过。吕惠卿虽然最终在政治斗争上胜出,接过王安石的衣钵,十年为相,继续主持熙宁变法;但是新党经过这一内耗,其实也元气大伤,曾布、蔡确相继被贬往海外——当年王安石变法之时,新党便已是人材奇缺,至吕惠卿执政时,新党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陈元凤这种资历、声望更浅的官员。象章惇、陆佃这样资历的人,因为对吕惠卿不满,许多人都倒向石党,留下来的也是支持新法多过支持吕惠卿,这些人都是吕惠卿所指望不上的。这也是吕惠卿在执政期间没有推行过于激烈的改革路线,维持与旧党、石党共同分享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要知道,当年王安石执政时,不仅是皇帝唯一的选择,而且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韩、吕、曾三大助手,先后又有邓绾、蔡确掌握台谏,整个新党毫无选择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自然比较有底气大胆改革,也不那么害怕政治斗争。但吕惠卿执政十年,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事。外有司马光、石越制肘,连台谏都无法完全控制;内则始终无法有效地统合新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吕惠卿被迫从现实主义出发,做出了大量的妥协。但即使是这样,吕惠卿也从未动过念头要引薛向进中枢帮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时,便以“财计”闻名,长期在永兴军路等地担任转运使,政绩卓著;熙宁初年,又曾经是均输法的实际执行者,做过六路发运使,权倾东南。而且,因为长期在外,只短暂担任过权三司使,旋即又转任地方,远离汴京的纷争,也是早期新党天王中,除了吕惠卿以外硕果仅存的一个人。但也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统合新党的吕惠卿,更加不愿意新党中再出现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尽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吕惠卿为相期间,多半的时间薛向却都在各路任转运使等官职——熙宁西讨的时候,皇帝因薛向熟知陕西情事,曾经想召他为同知枢密院事,负责军需后勤,亦为吕惠卿所沮,只是这事几乎没几个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吕惠卿几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进入中枢,担任太府寺卿。其后,吕惠卿为了拉拢薛向,更是暗示只待皇帝病好,便引他进入政事堂当参知政事。薛向虽然明知道吕惠卿有猜忌自己之心,但是他执行均输法之时,得罪过不少人,旧党很不喜欢他,而与石越虽无旧隙,但是石党正是倒霉之时,石越自顾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况,他资历远高于石越,又不象曾布受过挫折且与石越私交甚密,他也未尝没有耻居其下之心。所以虽说熬了十几年,到头来,他暂时能倚赖的,还是只有吕惠卿。
薛向虽然资历很深,但他知道汴京实称得上是龙潭虎穴,甫入京师,自己并无半点根基,更不敢造次。只是安安份份做着自己的太府寺卿,一面往来公卿之府,一面却密切地关注着汴京政局的变换。接到吕惠卿的札子后,薛向便知定有要事,也不敢怠慢,连忙叫了马车,风急火燎地赶到吕惠卿的相府。
到了相府,吕惠卿亲自迎到中门,却不去客厅,一路领着他径直往花园而去。薛向见吕惠卿神色如常,对自己的礼仪、态度亦一如平常,心里更加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