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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薄薄的紧闭的嘴唇和邻家兄弟安迪那厚厚的永远都是外翻的嘴唇相比，真不像是纯种的黑人的后代。当他张嘴说话的时候，那副白如雪的牙齿让我的自信心严重受挫，就算天天用石灰水漱口，也很难达到那样的纯白。每一次我们在夜间同行，我总是时不时地瞥一眼克鲁这张生动的脸，那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配上一张弯弯的亮亮的嘴，恰如双星伴月，交相辉映，像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飘到了他的脸上。
克鲁不仅有一张长得像古天乐一样的明星脸，他还有一颗善解人意的菩萨心。阿龙在加纳奔来跑去，没有一天不是克鲁开的车，克鲁干的活不比纳纳少，要求却没有纳纳多。我从来没见他提过什么让阿龙为难的要求，不像纳纳，干多少活就要拿多少钱。所到之处都有人问你要钱要物，常常令阿龙哭笑不得。
我在阿克拉认识一个当地的小伙子，如果需要帮助可以直接找他。当我打通他的电话的时候，他不说我到宾馆来看看你吧，他说我接你到我办公室里来谈谈吧。我以为他会把车直接开到他的办公室，没想到他把车开到加油站，把车灌得满满的然后等着你去付钱，还没有付出就先有收获。克鲁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啊！
克鲁的可爱之处还表现在他对lang费粮食的切身痛恨。有一天我身体不舒服，没有什么好味口，点了一份蛋炒饭，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老板阿龙亲切地表示，吃不下就别吃，lang费就lang费吧，不就三十来块钱人民币嘛？
克鲁说，我来吃吧。克鲁早就吃得饱饱的，哪里还吃得下那么多？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说，那我带回去给纳利吃吧。打那以后，我不再随便点单，特别有克鲁在场的时候，我更是提心吊胆的，生怕点多了被他逼着吃不完兜着走。这么好的一个小伙子，把他和毒品联系在一起，令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单刀直入地问他：
“为什么要吸毒？”
克鲁回答：“我只吸大麻，大麻不是毒品。”
“大麻不是毒品是什么？”
“是烟，是浓浓的烟！”
“给我看一看。”他递过来一支像雪茄一样粗大的咖啡色的自卷烟。
“你可以试一试。”
“不！”我摇了摇头，心想你想拉我下水啊！
这时，阿龙叫我留意一下克鲁的脸色。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脸色。有什么好看的？反正是黑乎乎的一大片。我看看克鲁，再看看纳纳，我还是看出了纳纳运动型男人那健康的皮肤，光滑而有弹性，而克鲁的皮肤像是失去弹簧的床，明显地松弛下来了。再看他的眼睛，似乎也不是那么明亮了。
“我上一趟卫生间。”克鲁对金矿老板阿龙说。
“你知道克鲁上卫生间干嘛吗？”阿龙这样问我，实际上答案已经在问话里了。
一刻钟的光景，克鲁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像吃饱饭的战士，又像加满油的灯。
“走，到库马西去！”库马西是加纳的第二大城市，离首都阿克拉有四五百公里，是有钱人聚居的地方，阿龙决定到那里去看一看。在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夜晚，因为阿克拉有好消息传来，阿龙决定连夜启程返航。
汽车开到半路，克鲁毒瘾发作，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到哪里去购买大麻？克鲁说：“我不能开车了，我看不清前方的路。”
“我来开！”纳纳接过方向盘，车子东倒西歪地继续前行。
当车子开进阿克拉的市区，纳纳转过身来对我们说：“算我们命大！这是我第一次跑长途。”
窗外电闪雷鸣，纳纳趴在方向盘上庆祝胜利，阿龙和我坐在后排吓得面如土色，克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耷拉着脑袋，像一个泄气的皮球，软得像绵花一样，睡着了。
第17章 人情世故
我被当作白人还是头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不习惯。克鲁说，白人在加纳人的心目中等于是有钱人。这让我想起那些满大街与老外牵手的中国女人，误把洋人都当成了富人。我和老板阿龙走在阿克拉的街道上，经常听到有人“master！master！”地叫，阿龙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说叫你主人呢，就像百年前国人常说的“大人请安”的意思。没想到在国内无论多努力都很难当家做主，无论年纪多大都很少有人把你当“大人”，而到了加纳，不费吹灰之力就荣升大人了，不禁飘飘欲仙，神魂颠倒。
后来的经历证明，原来在加纳当大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将之归纳为过三关。首先是警察关。有一次行在路上，车子被警察拦住了，阿龙和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克鲁警告说，千万别把头伸出窗外看热闹，只要不让警察看到车上有白人就没事。阿龙和我像两个心虚的偷渡客，大气都不敢出。没想到警察不吃克鲁那一套，我看到一名穿制服戴大盖帽的男人往车子的方向走过来。到了车子旁边，我看见了他腰间别的手枪手里持的警棍。
然后，我又看见一张黑不溜秋的脸和车窗亲密接触，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是发现了新大陆。最后，我看见两只圆滚圆滚的手臂，大摇大摆地游离而去。克鲁回来时，冲着车里的我喊到：“Andy，你出来。给他七万塞地吧。”七万塞地等于七十块人民币，不算贵。我望了阿龙一眼，阿龙说：“给他吧，这个黑鬼！”
我走下车子，战战兢兢来到“黑鬼”面前，从厚厚一打塞地中取出7张递给他，没想到警察不收，他盯着我手里厚厚的塞地，贼眼一转，说：“我改变主意了！十万！”我急于要摆脱困境，没有回头请示老板，自作主张地又递了三张给这个无赖。事后克鲁说：“我开着这辆无牌照的车到处转，从来没有被罚过，今天的麻烦都是你们的肤色惹的祸。”
第二关是饭桌关。有一次，阿龙请经营金矿买卖的公司老板吃饭，老板带了五六个随从。那餐饭实在是难吃，不是酒店的饭菜不好，而是那老板牛高马大，满脸横肉，一身的狐臭味，一见面就一把抱住阿龙和我，一边一人把我们提到空中，还转了两圈。这个见面礼实在是太重，让人受不了。
阿龙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还沉得住气。待到客人坐定，把菜单递给大家，请各自点了各自的最爱，就看着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阿龙吃得很少，一面抽着烟一面给各位上汤，服务真是周到。看得出客人吃得满意，阿龙也难得这么开心，开始和他们谈起买卖黄金的事情来。谈到尾声，阿龙手一挥，嘴一张：“买单！”酒店的老板应声而来。
这老板是个中国人，他用汉语对阿龙说，一共50万塞地。阿龙说不对，再怎么数台面上的空盘子也没有那么多。酒店老板说：“打包的还没有算呢。”“打包？谁打包？”阿龙问。正说着，服务员上来，手里提着几个装着盒饭的塑料袋，分别送到了这帮吃完了还要兜着走的加纳白领手中。
第三关是面子关。十四岁的时候，我从乡下到首府配镜，在友谊商店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老外，好奇之心引导我一直跟进他们，像一只跟屁虫。
我们混到黑人的队伍里，以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以为不会遭受歧视和白眼，没想到这里是走两个极端，城里的平民称我们为大人，乡里的老百姓不把我们当人，特别是村里的孩子们。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们，他的身边就会出现另一个孩子，慢慢地由一个孩子变成一群孩子，在两三米开外的地方傻傻地看着，正好是动物圆里看猴子的距离。
有一次我坐在车里，我看见车子旁边有一位头上顶着一大筐面包沿街叫卖的黑姑娘，不知何故面包撒落一地。我一直惊叹加纳劳动人民那顶天立地的脖子，喝的水，吃的米，烧的柴，用的锅，割的菜，摘的果，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往脖子上放。这些满大街头顶东西的妇女儿童，个个像训练有素的杂技演员，没见有谁失手掉过东西。我发誓，在我离开加纳之前，一定要看到有人失手掉东西，现在终于看到，不禁得意起来，心想，马都有失前蹄的时候，更何况是人呢？’后来，克鲁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知道那个姑娘为什么会掉东西吗？”
“为什么？”我不知克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她看到车里有白人了！她看上你们了！哈哈哈！”
去加纳之前，我在南宁接待来自费城的西曼，一个到过加纳的白人。
希曼说，加纳人很愚蠢，开起车来不要命。每一天在路上，不时有阴沟里翻车的场景出现。那些还能爬得起来的司机，只要车还转手脚还灵，马上重整旗鼓，继续狂飙。
希曼提醒我，不要随便上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