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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为公开的辩论。佛朗哥·安蒂科秘书大臣透露，他已向梵蒂冈首席法官提出起诉，要求他们对教皇之死进行全面的法律调查。
然而，梵蒂冈的医生们对于是否需要解剖教皇遗体却不发表任何评论。
10月3日上午7时，梵蒂冈关闭了圣彼得大门。接着，一批医生出现了。事后，梵蒂冈新闻社发表了官方讲话，声称医生对教皇尸体的防腐情况作了一般性检查。
10月4日，近20万人冒着连绵阴雨，在圣彼得广场作了安魂弥撒。4天前，近百万人瞻仰了教皇的遗体。最后，教皇的遗体密封在三口分别用柏树、铝、乌木做的棺椁内，放进了圣彼得地下室的石棺内，永远安息了。
不久，文琴扎修女被送往北边的一座被人遗忘的修道院内，卢恰尼生前喜爱的秘书洛伦齐被派往意大利北部一所教会学校工作。
至此，教皇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被人谋杀，已成一团解不开的迷雾。如果是谋杀，那么凶手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
教会应该属于穷人
1912年10月11日，卢恰尼出生在意大利克那勒达戈多村一个穷人家里，父亲是普通工人。1923年，11岁的卢恰尼来到了费尔特里初级神学院。他记忆力超人，过目不忘，6年后又进了贝卢诺高级神学院。1950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学位，成为神学博士，并当上了贝卢诺一所神学院副院长。他身材矮小，和蔼可亲，安详平静，思维敏捷。1953年，约翰教皇正式任命卢恰尼为维托里奥·韦内托主教。
卢恰尼生活简朴，饮食起居毫不讲究，有人给这位院长送礼、送钱、送食品，他一律谢绝。在一次欢迎他的会议上，他对400名神父说：“我来时只有5里拉，希望走时也不超过此数。亲爱的神父们，亲爱的教徒们，我若不爱你们，便是不幸的主教，我发誓为你们服务，为你们奉献出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他任主教期间，从无闲暇，有时去探望病人与残疾人，有时骑自行车或驾驶着旧汽车，出现在偏僻的山村，与当地神父讨论某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卢恰尼热衷于宗教改革。在他看来，罗马天主教会应该属于穷人。他信奉“贫困教会”的原则，认为教会不应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权力。他对个人及教会的财产抱冷漠态度。
1962年，卢恰尼通过调查，获悉他属下的两位神父与一位倒卖商有瓜葛，投机数额高达20多亿里拉。于是，他召集所有的神父，平静他说道：“我们之中有两个人干了坏事，我认为教会必须赔偿，法律必须行使，我们不必以豁免权来遮丑。这是大家的教训，也就是说，教会必须是穷人的，我打算卖掉教会的珍宝和一幢房子，以此赔偿这两位神父对穷人所欠的钱，一分一毫也不差。”
1969年9月17日，他被任命为威尼斯大主教。按照惯例，大主教有自备船，但他一如既往，谢绝了一切多余的奢侈品。他奉行的观点是：“教会的真正财产是穷者弱者的。他们需要的不是偶然的施舍，而是真正的获益。”
不久，卢恰尼的办公室便常常挤满穷人。他说：“大主教的门敞开着，只要我能办到的，就一定能办到。”
在他的教区，一位牧师涨了房租，而他的房客是位失业教师，付不起涨价的部分，于是，牧师便下了逐客令。卢恰尼得知消息后，立即劝阻，但是，这位牧师却毫不让步。卢恰尼立即开出支票，让失业教师继续住下去。
1973年，教皇晋升卢恰尼为红衣主教。
1978年8月16日，教皇保罗六世去世。卢恰尼来到罗马，参加新教皇的选举，新教皇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的。
8月26日上午，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聚集在圣·保罗广场上，不时仰望着西斯廷教堂的烟囱，焦急地盼望着新教皇的诞生。
人们对于新教皇的要求是多种多样的，反映在选举的意见上也不会完全统一：右翼分子希望恢复第二届会议以前的状态，目的在于加强教会教规。左翼分子则希望寻找一个善于理解、能把教会与穷人联系在一起的教皇。他应当实行民主领导，承认主教可以影响教会的发展方向。中间派则在两头徘徊，企图二者兼顾。卢恰尼属于左翼，在来罗马之前，他便对一位秘书说：“我认为一个第三世界教皇的时候来到了。”
然而，卢恰尼压根儿没有想到，投票的结果，红衣主教们竟选他出任新教皇，当然，在选举过程中，佛罗伦萨红衣主教贝内利曾替他悄悄游说。
西斯廷教堂终于冒出了白烟。群众获知卢恰尼当选新教皇，顿时欢呼起来。
次日上午，新教皇登上皇宫中央楼台，向聚集在广场的20万信徒发表讲话。教皇希望教会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即耶稣的语言，应是人类简朴与诚实语言。如果耶稣再次降临人世，应该找到一个认可的、不带政治功利的教会。
8月28日，依照惯例，将举行新教皇的加冕典礼，但是，卢恰尼决心开始教皇制度的改革。他拒绝举行加冕，还取消了为教皇准备的座轿，取消了镶着红绿宝石的三重冕和鸵乌羽毛，以及那长达6小时的仪式。于是，加冕仪式变成了普通的弥撒形式，教皇身上的白羊皮披肩，标志着罗马教廷的世俗荣耀已被抛弃，天主教在回归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卢恰尼登上了梵蒂冈权力的顶峰。为了实现自己非凡的梦想，他决心着手解决梵蒂冈最棘手的两个教廷管理处和梵蒂冈银行问题。
梵蒂冈银行勾结黑手党
梵蒂冈城作为天主教的总部，设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城内，面积为1087公顷，比一个高尔夫球场还小，只要花1个小时，就能漫步梵蒂冈城一周。梵蒂冈虽小，它的财富却多得难以计算。当然，这些财富不是一天之内积聚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当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慷慨”。
1929年，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与梵蒂冈签订了拉特兰条约，罗马教廷被接受为一个主权国家，它不必为它的财产和公民交纳任何税款，也不必为进口商品交纳关税，它的外交人员都享有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从该条约生效之日起，意大利即向教廷提供了75亿里拉，并移交给教廷10亿里拉的公债券。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为了获得更多的同盟者，也于1933年与梵蒂冈签订了协议。德国政府确立了教会税，即每年将全国个人所得税的8％到10％交与天主教教会。仅1943年，梵蒂冈就收到了1亿美元的款项。
梵蒂冈不仅将这些款项用来购买生产炸弹、坦克、枪炮、避孕药等有违于天主教教义的产品的公司股票，还用来经营纺织业、电话通讯、铁路、水泥工业、电力工业，以及从事黄金投机交易，从而大发横财。就这样，梵蒂冈下设的特别管理处至少掌握了5亿美元，常设管理处拥有65亿美元，而梵蒂冈银行的资财则远远超过94亿美元。可以这么说，梵蒂冈的资本触角已伸向了全世界。
1968年，教皇保罗一世任命马尔钦库斯主教为梵蒂冈银行行长，这就给梵蒂冈带来了灾难。
马尔钦库斯与美国黑手党早有联系，1973年，黑手党组织伪造了高达10亿美元的股票，马尔钦库斯以梵蒂冈银行的名义，订购了这批伪造股票，黑手党给梵蒂冈15亿美元的回扣金，这样，黑手党便轻轻松松地挣得了485亿美元。为了以假乱真，马尔钦库斯又将150万元股票存入苏黎世银行。他还用大量假股票买下了巴斯托吉一家包括金融、采矿和化学工业在内的超级公司，从而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美国司法当局曾派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但由于梵蒂冈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参与此事的神职人员都守口如瓶，调查工作遭遇障碍，无法深入。
马尔钦库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意大利银行家米凯莱·辛多纳。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黑手党成员。起初，他从巴勒莫的黑市上抢购食品，而后，他靠黑手党人的帮助，将食品私运到墨西拿，高价卖给饥民。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与黑手党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不仅为那些逃避意大利复杂税务法规的黑手党人出谋划策，而且还参与贩卖海洛因的走私活动。此后，他从瑞士买下了一家银行——日内瓦投资银行，而梵蒂冈在这家银行中占有相当多的股票。辛多纳从银行中窃取了大量的钱财，其巧妙手法是，将储户的大笔钱款从他们的账户中转走，而将这些储户蒙在鼓里。这些钱项除扣下35％的回扣外，全部由梵蒂冈银行转移到日内瓦投资银行中辛多纳的账上。如果一些储户抗议说，他开出的支票遭到银行的拒付，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