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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了下文。
【正文】
李孟出了阴招，而铁木迭儿也用阴招化解。不动声色中，两人便已斗了一个回合。李孟未能中的，自然有被报复的担心；铁木迭儿虽躲过一劫，也免不了惊出一身冷汗。
于是，一个奇妙的现象出现了，当仁宗的第一个年号“皇庆”刚刚开始，他正打算将新政深入推行的时候，铁木迭儿和李孟几乎同时提出了辞呈。
皇庆元年（1312）正月，李孟以归葬其父母为由告假，仁宗反复嘱咐他要早去早回，可李孟这一走便是整整一年，直到十二月方才回来销假。而回来后，便反复向仁宗坚辞政务，让学生解除了自己平章政事的实职，只保留原职衔，留任翰林学士承旨，从台前又回到了幕后。而相对于李孟的迂回，铁木迭儿倒相当决绝，是年三月以生病为由请辞中书右丞相，仁宗本就不喜欢他，自然照准。
李孟虽有政治抱负，却并非一往无前的烈士型人物，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严重侵害了蒙古勋贵的利益，再加上发现铁木迭儿地位被太后弄得牢不可破，便首先想到了自保，退了一步。而铁木迭儿更发现虽然情人给了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可皇帝并不喜欢自己，自己目前也没有皇帝所需要的东西，留在这位子上还需提防他人暗算，于是也退了一步。
所不同的是，李孟退得这一步，充满了志气难伸的惆怅，他在《偶成》诗中无奈的慨叹：
日午山中道，停骖进步难，
硷侵苔径滑，风吹毳袍寒。
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
一尊茅店酒，强饮不成欢。
而铁木迭儿在走出中书省，回头看着皇宫的斗拱飞檐，必然会信心满满的暗中言道：“皇上，你一定会需要我，我还会回来”。
老师不再当宰相，可老妈强加给自己的宰相也从眼前消失了。仁宗在遗憾中也有着庆幸，他没有停顿，立即重新组建宰辅班子，继续推行自己与哥哥武宗，甚至与太爷爷世祖都完全背道而驰的新政。
皇庆元年五月，仁宗以平章政事合散为中书左丞相。皇庆二年正月，以太府卿秃忽鲁为中书右丞相。
秃忽鲁是蒙古勋贵，祖父勃鲁欢是蒙哥汗时期的丞相，父亲也先不花是真金太子的王傅，自己在成宗朝任宗正府大断事官，武宗时为中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合散是色目人，世祖朝任辽阳行省左丞相，成宗朝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其人是个屯田高手，先后总领肇州（今黑龙江省肇源县）、洪泽（今安徽湖泊）、芍陂（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屯田事宜，很有成效。
虽然两位中书丞相一个是蒙古勋贵，一个是色目人，且没有如安童、哈哈剌哈孙一般那么浓重“儒化”的印记。但两人都是老成持重，谨慎无欲之人，对于仁宗，都采取“皇帝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的方针，只帮忙，不添乱，坚决贯彻领导指示。仁宗的新政在他们操持下，得以平稳展开。
在李孟革除积弊的基础上，仁宗分别从“内”、“外”两方面进行整顿。
对内，严格抑制蒙古勋贵，尤其是皇族诸王的权力。至大四年冬，仁宗下诏罢废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将诸侯王在自己领地上的司法权收归中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己任命达鲁花赤的旧制，而已朝廷委派流官担任，诸王只能认命自己封地的副达鲁花赤，这是将诸侯王封地的行政权也大半收归中央。
对外，仁宗则着重于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选用儒士充任官员。前文说过，元朝的高级官员基本上都来源于蒙古勋贵、汉人世侯或世祖藩邸旧人后裔，而中下层官员则是“以吏升官”。
以吏升官虽然使得有实际事物能力的吏员充实到官员队伍中，对于政务推行有一定好处。但吏员往往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儒家经典，对于自身的道德要求很低，从而出现“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 的现象。再加上选拔吏员升官没有固定的机制，选拔方法几乎成了私相授受，选出来的官员更无法保证称职。成宗朝为政宽纵，武宗朝更是行政混乱，终于导致政纪日渐废弛。
在仁宗看来，只有重开停废已久的科举，才能扭转这一局面——“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不过，要复科举，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自从蒙古帝国窝阔台汗五年（1234年）金朝灭亡至今，科举在中原汉地停废近乎一个世纪。而淮河以南地区，自南宋灭亡以后废除科举也有三十余年了。元朝建立，世祖从一开始就认为科举“虚妄”，成宗、武宗对这一看法也奉行不悖；蒙古、色目大臣怕科举会让汉人和南人迅速占据自己位置而反对科举；甚至很多儒臣也因科举实行六百年来弊端丛生而不主张再行科举。
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世祖朝宰相和礼霍孙曾提出恢复科举之外，朝廷中几乎无人言科举。
政策是有惯性的，也是会造成惰性的。仁宗在朝会上提出恢复科举时，得到的回应是“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 。
大臣们大都不赞成，而时任的中书右、左丞相秃忽鲁、合散虽然从来勤勤恳恳的帮皇帝做事，但要他们支持皇帝力排众议，却是没有这样气魄。
仁宗是文人气质，不如哥哥武宗果断。决定大事，必须身边要有信任的人来支持和谋划。而这样的人，除了师父李孟，不会有第二个。
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仁宗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仁宗重新任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一力主持重开科举事宜。
李孟本就是重开科举的支持者，常对仁宗言：“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现在被任命总理此事，自然不再顾虑于自身，竭尽全力办差，将所有的阻挠都视为浮云。
延祐二年春，在李孟的主持下，元朝开国以来第一次科举考试终于开始，李孟担任廷试监试官。
科举重开，这消息对于久久压抑于无进取之路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来说，有着拨云见日，枯木逢春的欣喜。一时间天下风动，士人奔走相告，纷纷投身于科举，“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 。甚至一些南宋遗老，如赵仪可、陈大有等人，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也抱着“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的心意，出而赴考。
延祐科考，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也就是蒙古、色目士子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 。
经过乡试、会试、殿试，大元朝第一科的考试顺利结束，取士五十六人，蒙古、色目子弟十六人，其余均为汉人和南人。
开国以来第一次科举圆满结束，李孟得偿所愿之余也有着成大事青史留名的得意，专门赋《初科知贡举》诗一首抒怀：
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
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
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
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
而早年因谏言武宗不成自行隐退的张养浩，早已被仁宗召回，任命为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这次延祐复科举，也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参与其事，在考试后提出为了日后更好的收罗人才，可以适当放宽录取分数线，使得很多落榜的考生也获得了官职。这看起来有徇私之嫌，但当考生们向他致谢时，张养浩却一律不见，只是遣人告知：“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 ——这是效仿千金买马骨的典故，只是为了让朝廷更多获得士人之心，自己毫无私念，一时被传为佳话。
元朝的科举从这时开始，共举办十六次，取士一千二百余人，这和宋、金以及后来的明、清相比，确实少得可怜，用儒士补充官员队伍也是杯水车薪，没能够最终达成目的。但因为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从而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开了今后六百年“经义取士”的滥觞，对后世影响巨大。而从开科举开始，大元朝廷的向心力也水涨船高，日后到了元末，很多士人自招兵马与红巾军作战，为元朝死节者也比比皆是。
元朝科举和元末士人的故事，在后面的章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