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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女婿半个儿”标准，成为了元朝皇帝的一个半儿子。
不过，忽必烈以后的元朝皇帝，也学会了汉、唐皇帝的“不厚道”传统，嫁给高丽的公主，都不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而是宗室之女，但在名义上，高丽国王的“驸马”还算是真金白银，各种好处也随之而来。
至元十五年（1278年），忠烈王带着新媳妇齐国公主到元朝省亲，趁着老泰山忽必烈高兴，提出废除“高丽达鲁花赤”，这要是在过去，一定会被看作是“不臣”之举，而现在的忽必烈却当做送给新女婿的礼物，一口允准了。
在“林衍之乱”中被元朝划为东宁府的高丽西京是高丽降人献给元朝的，算不得“非法侵占”，谈不上归还。但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忠烈王奏请归还西京，忽必烈本着都是一家人，谁管都一样的态度，同意所奏。
到了忠烈王晚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林衍之乱”时被元朝直辖的另一块疆土——耽罗岛。可也不好意思总是向老丈人提要求，一直等到忽必烈驾崩，元成宗继位，忠烈王趁着登基之喜，向侄子元成宗提出收回耽罗岛的请求，元成宗自然不好驳姑父的面子，将耽罗归还高丽。
当初高丽的爱国者们浴血奋战，使得这些领土归了元朝，而忠烈王这位标准“高奸”却使得这些领土回归。作为国家，究竟是面子重要还是里子重要，这真是永远无法讨论明白的话题。
【正文】
话又说回来，“是药三分毒”，任何谋划都有正负两面，只不过需要针对具体情况斟酌选择。高丽迎娶元朝公主，在政治上是稳赚不赔，而在生活和感情上，高丽王们则很是悲惨。就以忠烈王来说，他的庙号是“烈”，从谥法上说，“有功安民、秉德遵业曰烈”，可他的“烈”可能还有一层意思——娶了一位有着暴烈脾气的妻子。
齐国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比忠烈王小二十三岁，老夫少妻的组合本就意味着小妻子有资格耍小脾气，何况小妻子身后还有着强大无比的娘家。可想而知，忠烈王成为了政治上的“妻管严”，日子很不好过。不但任凭妻子打骂不敢稍有反抗，而且虽然摆脱了达鲁花赤，但国事上却又不得不受到妻子的干预摆布，齐国公主不但执掌内宫权柄，而且连朝会、宴享、巡幸、接见使臣等无不参与，甚至人事的任免也要有她的发言权。王后干预国政的传统，在有元一代的高丽成为惯例。韩国大片《霜花店》中的高丽国王，从情节来看应该是高丽恭憨王，影片中有朝会上国王、王后一起召见大臣的场景，这应该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历史上的元朝公主们会不会如电影中一般，在大臣面前维护国王老公的尊严，那可就难说得很了。
一连几代娶了“野蛮女友”，国事不得不和家事划为一体，这已经比较窝囊。而因为从忠烈王开始与元朝通婚，有的世子作为质子长期在元大都居住，回国后又带着蒙古妻子以及大批怯怜口，也就是公主的私属人户一起来到高丽。双方各种交流非常密切，再加上元朝属于强势，高丽的蒙古之风便越来越重。
首先，高丽国王从忠宣王到恭愍王都取了蒙古名字，忠宣王名为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名为阿刺忒纳失里，忠惠王名为普塔失里，忠穆王名为八秃麻朵儿只，忠定王名为迷思监朵儿只，恭愍王名为伯颜帖木儿。如果只是在原名之外再取个名字，这本不伤大雅，可高丽国王们还打算在服饰和发式上向蒙古学习。高丽的服式和发式本来与中国是一致的，都是长袍大袖留全发，可从忠烈王开始，国王们都穿着窄袖紧身的蒙古袍，发式也成为蒙古发式，也就是“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 。
电影《霜花店》中，王后的哥哥在宫廷宴会上和宫娥翩翩起舞，恭憨王欣慰的说：“他越来越像高丽人了。”不得不说，这只能是现在的韩国人为祖先找回点面子，其实在那个年代，高丽王室“越来越像蒙古人”才是事实。
要说高丽王们这些做法也无可非议，无非是习惯或者政治需要，但忠烈王却下令普通百姓也要剃发改装，弄得老百姓，尤其是熟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痛苦不已，这便是大大的不对了。从蒙古帝国时代开始，对所征服的地区虽然杀戮很惨，却并不要求当地人民改变信仰和生活习惯，忽必烈建立元朝灭亡南宋后，也保留“汉家衣冠”，对高丽更有“衣冠从本国之俗”，“风俗一依旧制，不须更改”的承诺，高丽忠烈王的做法有些拍马屁过头，连忽必烈听说之后都十分惊讶，说：“都说是我禁止高丽人保持服式，哪是这样的？高丽的礼仪怎么突然就丢掉了呢？”
忠烈王能够委屈自己，换来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本来是正面人物，但这一举措立即把自己的形象毁了个七七八八。不但高丽老百姓不以为然，连宗主国皇帝、老丈人忽必烈都觉得过分，从此愈加瞧不起高丽，乃至说出：“誓不与高丽共事” 这样的话。
这句话已经够分量，可忽必烈还嫌不足，进一步定下“贱高丽女子，不以入宫”的“世祖皇帝家法” 。而这个祖宗家法在他的曾孙元惠宗时代被破掉，朝鲜女子奇氏成为大元皇后，可也成了大元朝的末代皇后，于是有人便说这是不尊祖宗的下场，一娶高丽女子便要亡国。实际上，虽然在大元王朝最后的日子里奇氏皇后没起什么好作用，但要说要她对亡国负责，就是又掉进“红颜祸水”这样的陈词滥调里了。
【正文】
无论实际如何，两国关系则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给人以其乐融融的印象。在元朝的兴盛期，高丽王朝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以蒙古风俗为荣。而元朝除了在征讨日本时颇为叨扰高丽之外，作为宗主国和岳丈之家，便很慷慨的给女婿好处。对于高丽的赏赐也是与日俱厚，最吝啬的时候也要保证回赐物品的价值至少与贡物的价值相等。对于高丽王朝极为频繁的朝贡队伍，元朝皇帝们不仅对前来的王公贵族、使臣给予赏赐，连其随从也加赏赐。就以忠烈王时期为例，他在位三十四年，朝贡十四次，最多的一次随行人员达一千两百人之多，这么大的使团，每个人都要拿一份赏赐，可想数字将极为惊人。而有元一代，高丽朝贡次数达二百四十四次，其中世祖朝八十二次，成宗朝二十六次，武宗朝十七次，仁宗朝十七次，英宗朝五次，泰定帝朝六次，文宗朝六次、宁宗朝一次、惠宗朝八十四次，拿来的高丽参之类的土特产自不在少，而拿走的真金白银更是无法数计。
翁婿的关系，频繁的来往，政治的需要，这种种因素再加上百余年的时间，虽然不能把高丽最终变成一个“小蒙古”，却也足以在高丽之内出现一大批高丽皮元朝心的人物，他们因为元朝而飞黄腾达，又因为元朝的存在而持续荣华富贵，这些人便被称为“权门士族”，这些人的代表除了如元惠宗皇后奇氏的奇氏家族外，还有“如赵仁规，因当上了蒙语翻译而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还有一些人如尹秀是通过完成元朝的贡赋要求而设的鹰坊被提到重要位置上的。也有一些人或因护送国王到元朝旅行功绩卓著而发迹，或作为下嫁高丽的元朝公主的侍从而致身通显。此外，还有许多人的晋升是因为他们在蒙古征伐日本的时候作战勇敢，曾接受‘万户’这样的赏赐。”
这些“权门士族”在高丽职位显赫，且能世袭，其势力之大足以左右高丽政局，高丽王不但要看王后的脸色，这些人的脸色也不能无视。如果本身就很倾向元朝国王在位，便是相得益彰，而一旦是内心有着民族自尊心的国王在位，摩擦也就难以避免。
当然，在元朝强大时，即使有这样的国王，也只能在把一切藏在心里，不会有任何实际行动，可毕竟成亡兴替总有时，大元王朝终于在惠宗时走向衰亡。而正巧，此时在高丽主政的，便是一位一直以获得独立为己任的国王——恭愍王王祺——也就是《霜花店》的主人公。
这位恭愍王在高丽史中被称为“武宗”，这个谥号确实实至名归，从王室被武将“都房”政权架空，到被元朝降服，纳贡称臣当女婿，高丽王一连十几代都给人逆来顺受的印象，不是受制于权臣，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