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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已经把当朝权贵得罪到死，却想平安躲进象牙塔，如何能够如愿？阿合马卡住国子监的经费，能减则减，能免则免，国子学“廪食不继”，“诸生多引去”。许衡虽然经纶满腹，却变不出钱来。无奈愤恨之下，辞职走人。忽必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许衡的朋友如窦默等人知道他在留在朝中难免不测，于是“为衡恳请之，乃听衡还，以赞善王恂摄学事”。许衡至此离开政治舞台，不久郁郁而终。
【正文】
许衡之败，对汉法派虽然是重大打击，但他毕竟只有声望而无实权，整体来说还没有动摇根基。而随着阿合马的乘胜追击，将矛头指向另一位汉法派中坚中书右丞相安童时，汉法派才感到伤筋动骨的威胁了。
安童何许人也？他可和许衡大不相同，后者是忽必烈藩臣出身，而他则出自根正苗红的蒙古帝国、元王朝功勋大贵族，曾祖木华黎是成吉思汗身边“诸葛亮”式的智将，蒙古帝国一建立便是“左翼万户官”，权力仅次于成吉思汗幼年好友，身为“右翼万户官”的博尔术，帝国的扩张开始后又第一个被任命为“国王”，掌管被征服的阴山以南金国领土。
其父亲霸突鲁，不但是勇冠三军的勇将，更是忽必烈定鼎中原，开一代帝业的策划人之一。忽必烈将首都定在大都，便是听取了霸突鲁的建言。
安童此时是中书右丞相，其人深受儒学熏陶，是蒙古勋贵重臣中推动汉法最积极的一个。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他虽早已不满，但深知与之硬碰并不明智，为了不重蹈搭档许衡的覆辙，他“含容久之”，以自己掌控的中书省遏制阿合马的权力，处处和尚书省对着干。而阿合马也明白安童在朝中树大根深，非同于一般官吏，也玩起了太极拳。
至元五年，阿合马奏请以安童为三公，想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解除其实权。廷议时，商挺力谏：“安童，国之柱石，若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也，甚不可。” 此意遂罢。
阿合马见一时无法架空安童，便在权责方面用阴招，干脆将中书省架空。
忽必烈成立尚书省的本意，只是作为中书省的附属单位，所谓：“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到了阿合马这里，凡是“不由部拟，不咨中书。”用尚书省代替了中书省。安童发觉不妙，连忙向忽必烈提意见，忽必烈向阿合马责问，阿合马干脆回答：“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这样蛮横的应对，忽必烈并未作出追究，实际上采取了默认态度。安童发觉皇帝已经有舍中书而重尚书之意，便试探的提议：“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俱从之”。从此，中书省几乎形同虚设，安童挂着中书省右丞相的职衔，实际已无任何实权。
安童这才发现，自己的“含容久之”不但不能遏制阿合马，反而显得自己软弱可欺。于是愤而上书弹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面对安童，忽必烈不能不有所表示，下诏“命穷治之”，可仅仅是表示表示，没有任何实际动作。不久，窝阔台汗国海都犯边，忽必烈命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的身份从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方，这虽不是阿合马排挤的结果，但安童即使不离开朝廷中枢，也不可能再有何作为了。
一连两个丞相败于阿合马之手，其权势已达顶峰。汉法派节节败退，再有人想挡其锋镝，都显得自不量力。
至元十三年，架空了中书省的阿合马又对另一汉法重镇御史台发起攻击，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时任御史中丞的张文谦也是忽必烈潜邸旧人，竭力与之相争，总算保住了御史台的地方机构。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次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的调任，御史台从而有名无实。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上书弹劾：“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但并没有牵涉到阿合马本人。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 崔斌死后，阿合马不依不饶，继续检覆江淮行省钱谷，然后将与崔斌同列的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下狱处死。而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又被复官。崔斌也是忽必烈藩邸旧臣，曾经是忽必烈深为信任乃至向其咨询谁可立为宰相的谋臣，竟然能在构陷之下死于非命，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终于上升到刺刀见红的阶段。
至元十七年，另一位汉法派中坚，有“廉孟子”之称的畏兀儿人廉希宪联合董文忠借着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的机会，极力要促成设立门下省。门下省在隋唐时代是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这是汉法派在失去中书省和御史台两大阵地后，在寻找新的掌控权力机会。然而，在阿合马的竭力阻挠之下，门下省的设立最终流产。是年十一月，廉希宪在郁闷中因病去世。
【正文】
当汉法派在阿合马的攻击之下屡战屡败，元老重臣非死既去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深受儒学熏陶，且是国之储君的真金太子为什么没有起到汉法派大旗的作用，来遏制阿合马呢？
这就不得不说是大儒们对于真金的教育出了问题。中国虽然在汉武帝时代便确定“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但作为皇权掌握者，一定要明白，要尊的应该是“儒术”而并非“儒学”，所谓“外儒内法”，以儒教掌控世道人心，以法家来操纵国家机器，并夹杂以阴阳家的谋略来应付政治斗争。而大儒们对真金的教育，几乎是全盘的儒学，只告诉他儒学多么多么好，却并没有告诉他如何再有一个强势的父亲和强势的权臣的复杂政局中来实现这些“好”，如何能在保全自己和自己的臣子同时对于政敌采取有效的打击。
阿合马之所以看似横行无忌，并非其本人已经掌控了帝国的权柄，无非是因为皇帝忽必烈急需用钱，而在王文统死后，朝中已经无人能够将财理得符合他的心意，这才不可一世。许衡、窦默乃至安童、张文谦、廉希宪诸人只想着让君主节用以爱民，都不能如王文统一般既能从天子之欲又能顾及百姓利益，在阿合马面前毫无竞争力也就并不显得奇怪了。真金作为太子，也很欣赏王文统，却也没有王文统的本事，也只能跟着老师们用大道理来对抗金钱的威力，崇高的地位也就不能显示优势了。
再加上儒学中的“孝”已经深入真金的骨髓，对于父亲，他不敢有丝毫抗争，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 。
当许衡无奈辞职之时，真金不能挽留，只是请求忽必烈任命许衡之子许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奉养其父，并遣东宫官员来晓谕许衡：“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 让许衡保重身体，等到自己继位的那一天。
崔斌遇害时，真金“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 ，终究不能救其一命。
廉希宪病危，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廉希宪向他留下遗言：“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 但他并没有“急为屏除”的能力，只能看着老臣死不瞑目。
父亲让自己学习儒学，而当自己所学的一切已经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父亲却似乎对这一切已经毫不在乎，所倚重的臣子更把这一切都弃如敝履。与父亲的亲情和对天下的责任相互绞杀，折磨着真金脆弱的心。他的一腔怨愤，只能用看似不羁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与阿合马，他“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对其经常地折辱。一次，在与阿合马相遇时，真金二话不说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阿合马被打了不敢做声，随后朝见时，世祖问他脸上何以如此，真金就在旁边，阿合马不敢说实话，只道被马踢伤。可真金却并不领情，当面承认就是自己打的，并当着世祖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
当朝太子在皇帝面前把宰相一顿殴打，宰相既不能躲也不能还手，